《春草》，第十二集，场景一，0:06.
从五十年代开始，许多中国农民的生活条件极为艰难。他们因为没有“非农业户口”，而不能让孩子上城市里的公立学校；因为工作条件不好，而面临各种健康与人身安全的问题；因为改革开放以后管理农民工的法律很复杂，而需要申请各种各样的执照，也很容易被罚款。《春草》这部小说展示了生活的种种艰难条件对农民工的负面影响。城市里的工作条件如何影响农民工关于金钱的想法？农民工是否认为像户口这样的社会制度不公平？在城市里生活的经济压力之下，春草和何水远越来越认识到钱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只要努力势必会成功，从来不质疑社会结构是否公平。
近几十年来，农民工在城市里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不过，小说叙述的故事发生在八十年代，这段时间在中国农民工发展史上具有较为特殊的地位。八十年代以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在这个制度下，政府对每个劳动者的劳动与流动都控制得非常严格。按照美国人类学家Arianne A. Gaetano的分析，在这个时代，没有非农业户口的农民在城市几乎无法生活下去：“国家政府通过单位分配基本的生活用品与服务，既有直接分派，又通过补助和配给票证来分配。因为这是唯一收到生活用品与服务的途径，所以人们在城市里如果脱离单位的话，几乎无法生存。”[1] 从1978年开始，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对农民移人口流动的现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八十年代，许多拥有农业户口的人选择离开家乡，利用新的经济模式去城市挣钱：“市场经济在八十年代重新建立之后，国家政府不能用当地户口与基本用品服务之间的相联来限制人口流动了，这是因为农民能在市场上买到生活用品，这样即使离开了家，也能活下去。”[2] 因为农村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他们希望在城市能够多挣钱，以便帮助留在家乡的亲戚。
不过，在城市里维持生计并没有很多农民工本来想象的那么简单。到了城市之后，农民工面临各种阻碍，从非常低的工资到非常高的生活费用再到雇佣者对农民工的歧视行为。城市里的居住许可和营业执照不但很复杂而且比较贵，从而很多农民工不免受到处罚，更不免遭到老板和腐败官员的欺骗。按照Gaetano的研究，女农民工尤其弱势，她们不仅需要付钱买 “婚育证”，而且打工的时候很有可能会遭受到歧视或者骚扰：“因为她们较为年轻，而且离亲戚较远，所以更依靠雇佣者，这让她们更容易遭到歧视和性骚扰。”[3] 大多数农民工没有工作合同，也没有保险，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也不能向政府报告。正如有些研究所指出的，被欺骗的农民工很少能通过正式的途径收回被克扣的工资：“虽然有不少政府机构可以为打工者提供帮助，但是由于机构的责任分工不清、中央规则和地方规则之间出现冲突、因文书处理、收回工资的费用高昂等原因，所以连特别有决心的人有时候也无法收回工资。”[4] 正因如此，如果一个农民工失业了，或者怀孕了，或者在工作地点受伤了，或者遭到了欺骗，她很有可能在城市无法生活下去，而不得不两手空空地回归家乡。
小说《春草》中的春草与何水远的人物形象象征了历史上八十年代的这一批农民工。烧毁了他们家乡房子的大火固然是他们流动到陕西省的理由之一，但事实上，吸引他们到城市去的工作机会早就存在，何水远早在大火之前已经想说服春草跟他去城市里卖被面，只有当家庭经受的经济压力变得实在难以忍受时，她才同意了。春草与何水远第一次坐火车的时候感到的是交融在一起的恐惧和兴奋，这个感觉应该非常现实，而且他们到了城市看到拥挤的马路，听到几乎听不懂的当地方言，就觉得晕头转向，这也是许多农民工亲身经历过的感觉。他们不懂管理营业的法律，一开业就忽然被警察抓住，要交罚款。他们天天努力，挣的钱仍然不多，到了晚上累得不能开口：“他叹息说，出师不利。要是以往，春草准会问，这四个字什么意思啊？现在她连口都懒得张了。”[5] 显而易见，在城市里，春草和何水远变成了那种水土不服、精疲力尽的农民工，工作条件很艰苦，得依靠别人的善意，一点经济保障都没有。
在这个情况下，春草对钱的看法是什么？她竟然还是认为钱能解决生活中的任何问题，她好像比以前对赚钱更加痴迷。春草住在孟家村时，在她的心目中，钱代表了她逃离家乡的欲望，赚钱是她唯一表示自己的独立性的方法，也是她唯一反抗母亲的方法。到了城市，春草的座右铭仍没有改变——只要能干一定能挣钱，只要挣钱一定能解决任何问题。除了她的能干和她的钱之外，春草什么都没有：“我一个字不认识，只认识钱嘛。”[6] 她的确有挣钱的才能，她很快就学会了贿赂经理、吸引顾客等等，她对此感到自豪。最令人吃惊的是，她以后有了孩子想叫他们 “何万元” 和 “何千金”， 这反映出她深深地相信钱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钱是万能的。至于何水远，他没有春草那么沉迷于挣钱，他毕竟强烈地反对春草提出的名字：“俗不可耐，俗不可耐 ….. 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叫这样的名字。”[7] 而且，何水远很怕为了挣钱冒风险。他虽然劝春草搬到北方买被子，也提出了开始个体户的计划，但面对风险的时候，他其实变得比较脆弱。比如住在表舅家时，他曾试图说服春草跟他一起回家乡，放弃卖被面的计划，这意味着他了解农民工面临的风险有多么大，对此感到恐惧。尽管如此，何水远也喜欢白日做梦，想象他赚钱以后的理想生活：“我们一定能赚好多好多的钱，两千算什么？我们要做万元户的，我们还要盖楼房，买电视机…..”[8] 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之下，春草和何水远并没有质疑钱的价值与作用，他们也没有质疑为什么这个社会让像他们这样的人那么难赚到钱，反而好像变得越来越倾向于消费主义。
何水远愿意买电视机。《春草》，第十二集，场景五，0:29.
春草和何水远这么重视挣钱，这种拼命要赚钱的心态对他们的生活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其实，在春草的生活中，只顾赚钱并不完全是一件好事。何家的房子之所以被大火烧掉是因为春草一个人彻夜编织竹篮，她为了多挣点钱，把自己累坏了，造成了不堪设想的后果。在陕西，她不注意表舅的警告，因为急于开始挣钱，所以随便在路上开始卖被面，结果受到处罚。在城市里作农民工已经特别冒风险，如果春草不顾一切地为了挣钱而挣钱，她很有可能会承受比罚款更严重的后果。
在城市里赚钱的风险这么大，而且金钱对春草的生活有了这么大的负面影响，她怎么还能把挣钱当成自己生活中最大的目标？其实，她挣钱的欲望根深蒂固，跟农村的经济条件有密切的关系。在春草贫穷的家乡，人们之所以拼命挣钱是为了维持生活而已，而不是因为他们希望发大财。春草小时候，她家里的钱很少，母亲总是说因为钱不够，所以她不能去上学，这是她渴望赚钱的根源：“钱！又是钱！我长大了一定要挣钱！春草咬着嘴唇，在心里发誓。”[9] 对童年的春草来说，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可以做。从农村搬到城市之后，她的本心并没有改变，而是她挣钱的能力改变了。她突然发现了自己是赚钱的天才，也发现了钱可以用来买各种消费品，因此，维持生活的希望自然地变成了发财的欲望。因为春草从小一直认为有钱的人什么都可以做，她一点也没有质疑社会结构公平不公平。对她来说，她是不是生活在不公平的社会制度之下并不重要，只要能赚钱就好。
在八十年代，城市里的农民面临了巨大的风险与压力。农民工当时面临的生活条件不但很艰难，而且很不公平，他们不能享有市民的经济保障和稳定生活。尽管如此，很多像春草这样的农民工还是决定到城市来工作，他们并没有认为自己的艰难生活条件不公平，反而在这个情况下更加相信了金钱是万能的，更加梦想发大财。《春草》这部小说向我们展示了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之下，金钱的诱惑会变得越来越强烈，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种“金钱之上”的理念所造成的社会制度与结构可能会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糟。
[1] Gaetano, Arianne M. Out to Work: Migration, Gender, and the Changing Lives of Rural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5. Chapter 1, “Rural Women and Migration under Market Socialism,” 17. “With the state, through the work units, the sole distributor of basic goods and services, whether directly or through allocation of subsidies and ration tickets, it was nearly impossible to exist outside the work-unit system in urban areas.”
[2] Ibid., 18-19. “The reestablishment of a market economy in the 1980s meant the state could no longer control migration by linking basic goods and services, especially food staples and housing, to local hukou registration, because peasants could manage to survive away from their villages by purchasing goods on the market.”
[3] Ibid., 23. “Moreover, their relative youth and inexperience and their distance from kin reinforce their dependence on employers and make them highly vulnerable to discrimination and sexual harassment.”
[4] Jiang, Wenran. “Prosperity at the Expense of Equality: Migrant Workers Are Falling Behind in Urban China’s Rise.” Confronting Discrimination and Inequality in China: Chinese and Canadian Perspectives, edited by Erroi P. Mendes and Sakunthala Srighanthan,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2009, 24. “While there are numerous government agencies that workers may approach for assistance, overlapping responsibilities, conflicting central and provincial regulations, procedural hassles, and high recovery costs often bar even the most determined from successfully claiming their wages.”
[5] 裘山山，《春草》，第十三章， 134.
[6] 裘山山，《春草》，第十三章， 135.
[7] 裘山山，《春草》，第十三章， 142.
[8] 裘山山，《春草》，第十三章， 141.
[9] 裘山山，《春草》，第三章，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