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Archives: Jenny Yang

在第二十八章到三十章，春草又一次变成一位单亲妈妈。何水远的离家出走，让原本入不敷出的家庭雪上加霜，春草一个人需要拉扯着两个即将上学的孩子。为了给孩子攒够学费，春草不得不牺牲陪伴孩子的时间每天轮流打三份工，早出晚归，每天身体累的似散架一般。小说写到，春草没有一天是睡醒的，全是闹钟闹醒的，晚上回到家简直不敢挨床，因为一挨床她就再也起不来了。无论春夏秋冬，节日假期，她都需要按时起床为生计奔波，因为一刻的停息都会使她离目标越来越远，两个孩子读书的问题便会没有着落。读到这里，笔者感叹命运对如此一个执拗又勤劳的妇女十分不公，偏偏使她承担所有的灾祸厄运。不幸的背后，既有天灾，也有人祸。假如命运的齿轮扭转，春草可以抓住机遇，改变自己的命运，小说的发展又会是怎样的呢？前面在课堂上我们讨论过春草不是真正的女权主义，因为她恪守传统，将依赖寄托在男性身上。那真正的底层劳动女性需要有什么样的特质才能成为女权呢？笔者希望能通过改写第二十八章到三十章的内容赋予春草新的生命，让她成为一个挑战命运的强大女性。 第二十八章 1995 立秋：跳槽 春草站在教育局单位高耸的大楼门口，凝视着夜空中闪烁的星光。她目光扫过挂在大楼上的闪烁迷离的霓虹灯，内心五味杂陈，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自粽子事件过后，春草对清洁这份工作产生了隔阂，她虽然没有读过书，却也是明白做人的道理的。身为没有背景关系的公司临时员工，春草只能任由上级部门栽赃陷害。她清楚地知道就算她已经洗清白了，公司同事还会继续瞧不起她。她虽然只顾着埋头干事情，却也不是没有感知明白这社会的残酷。晚风轻轻抚过春草的脸颊，带着一点秋天的清爽，残夏的余热。春草叹了一口气，痴迷地望着夜幕将天际边最后一抹夕阳的余晖渐渐吞没，如一张厚重的绒布悄然铺展。 当第二天蔡大姐像春草提出希望春草辞职上自己家来做事，春草想也没想就答应了。春草知道，自己等待的一个时机来了。有了这份保姆工作，她不用每天起早贪黑，为了那一百块辛劳奔波。她也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自己的两个小伢儿。春草想，我每天就需要中午和晚上去做做饭，打扫打扫卫生就能挣同样的钱。半天的时间空出来，我还可以去寻找其他的工作。这么一想，春草脸上又有了笑容。她挺直腰杆，快速飞奔到菜市场，捡了一些碎菜叶子，破天荒买了几斤猪肉，准备回家做给两个孩子吃。 第二天春草睡了个好觉，收拾好了自己，准备骑着蔡大姐给的那辆陈旧的自行车去上班。立秋的天气比褥湿闷热的夏季凉爽了许多，深夏叶子那盎然的绿色像墨一样流淌出来，蔓延在街道上。经过一晚的风雨捶打，许多叶子已经支撑不住，摇摇欲坠，有的飘落下来，缓缓飘零在混杂着泥土和水泥味的道路上。一阵风吹过，春草的衣角被掀起一片，眼睛也被风吹来的沙子迷朦住了。春草只好停下自行车整理好自己的着装，心想第一天去蔡大姐家还是要注意好仪容，不能叫人家家里人笑话。就在春草准备继续骑车走的时候，路上被丢落的一片宣传纸引起了她的注意。那白色书本大的厚厚纸张上混杂着地上的泥土和雨水湿气，却挡不住上面那赫然醒目的四个大字：成人学校。在那四个大字下面排列着一些简短的介绍：晚间成人认字学校，价格优惠，时间灵活，有意者请到芳华街4号详细了解。春草不明白这一串小字的意思，便默默收起这串纸片，加快了自行车的速度。第二天，她将这张纸交给了蔡大姐。蔡大姐瞟了一眼，便告诉她，这是一个成人教育学校，专门教成人认字。听了蔡大姐的话，春草内心泛起一丝涟漪，没想到现在这社会还有专门给成人的学校。 第二十九章，深秋：学汉字 春草的新工作一切都还顺利。虽然蔡老师女儿艳艳平日里嘴巴尖的像刀子一样老是对春草做的饭挑刺，还因为春草的身份看不起春草，但她除了耍耍嘴皮子，也对春草造不出什么威胁。春草依旧是每天按部就班，把两个孩子安排好以后骑车到蔡老师家烧火做饭洗衣服和收拾东西。因为春草保姆工作干的积极认真，蔡老师的老公还给春草一个月加了五十元工资。日子对春草来说，应该是越过越好。只是，那天骑车偶然遇到的纸片还一直保存在春草的荷包里，春草时不时就要拿出来看一看。有时候春草想，何水远走了那么久，可能真的永远不会回来了。如果以后自己想要在社会安稳的打拼并且辅助孩子学习，自己必须要学会认字。但是目前春草的财力还不能支撑春草的想法。打工这几年，一共才攒下一两千块钱，才刚刚好够两个小孩的学费，怎么能花在自己身上呢？春草抬头看着指尖穿梭的阳光，心中的纠结如同秋日的落叶，轻轻飘落。 有一天春草在娄大哥那里帮忙打扫卫生的时候，口袋里的纸片一不小心掉了出来，被娄大哥给看见了。“春草，你还想去这个成人学校认字呀？” 春草的脸刷一下红了，面露窘色，“害，就是那天在路上看到了，随手撕了下来，现在忙着做工，哪有时间呀。” 娄大哥默不作声，坐到了沙发上。春草正要离开时，娄大哥叫住了春草，表示同意想要帮春草支付一定的学费。春草犹豫了，她并不想欠更多的人情债。娄老师看出春草心中的顾虑，没有继续劝她。南方的冬日带着一种温和而湿润的寒意，不似北方那般刺骨，却有着绵绵细雨和连绵的阴霾。天空常是一片灰蒙蒙，云层低垂，偶尔雾气蒸腾，使得远处的景物变得模糊不清。街道上的行人们裹着薄薄的棉衣，快步穿行，呼出的气息在冷空气中凝成白雾。春草的日子又回到了原来，似乎与这冬天的气息同步，一成不变。 但是谁没想到这娄老师也是一根筋，他深知自己劝说春草肯定没用，便在几周后联系了创建成人班的民工组织，邀请他们和春草共同来到自己家里。一日傍晚，组织的几位成员如约而至，而其中则有一个特殊的客人——一个同样来自底层、历经波折的打工女子。这位打工女子名叫小芳，她的故事与春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小芳曾是一位出生在孟湾村隔壁邻水村的普通女工，她早年丧失了双亲，生活的重担迫使她不得不放弃了学业，转而进入城市打工。在工厂中，她遭受了长时间歧视和排挤，但由于文化水平有限，她很难找到更好的工作机会。 小芳向春草娓娓道来。她讲起她如何在最绝望的时候，通过社区这个成人学校学到了基础的读写能力。这些新获得的技能让她能看更多的新闻和杂志，有空的时候她还会研究研究法律知识，拓展自己的阅读爱好。因为表现出色，小芳甚至在工厂里争取到了一线管理的职位，生活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小芳的遭遇和转变深深触动了春草，她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她的孩子们，为了不让他们重复自己的生活轨迹。在深思熟虑之后，春草决定接受娄老师和民工组织的帮助，开始她的学习之旅。 就这样，春草开启了上学的旅程，仿佛她回到了三十年多年前第一次上学那般。每当夜色渐浓，春草便轻手轻脚地走出自己家门。街灯下，她的身影拉长，像是在夜幕中穿行的旅者。她踏上前往成人学校的路，心中充满了对未知的期待和一丝紧张。学校的教室灯光温暖，里面坐满了像她一样成年人，大多是女性。他们有的是在城市里是为了工作的打工人，有的是家庭主妇，还有的仅仅是为了自己实现认字愿景。春草坐在靠后的座位上，紧张地起笔，开始认真听讲，老师的讲解渐渐让她沉浸其中。汉字的笔画，每一个字的发音，虽然艰难，但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兴奋。每认出一个字，她的心中就涌起一股麻麻的成就感。她重新体会到学习的乐趣，一种内心的满足和充实。课间休息时，春草和其他学员交流。在和她们分享各自的故事和学习的困难，春草找到了共鸣，她感到自己并不孤单。在这里，她也遇到了另一个来城里打工的小妹阿苏，比她小十岁，却和春草有聊不完的话题。阿苏是从北方来南方做棉布工厂工人的，收入更稳定也有一定的休息时间，有时候白天空了还来春草家帮忙给带带孩子。 三十章，春夏流传：人生的转机 夜晚的学习成了春草生活中最宝贵的时光。虽然白天的工作使她疲惫不堪，但夜晚的每一分钟都让她感到充实和快乐。她开始渐渐地喜欢上这种被知识充实的感觉，她知道这是通向更好未来的必经之路。在这些夜晚里，春草不仅学到了知识，她的信心也在慢慢建立，她开始相信，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只要有决心，总能找到一线光明。春日夜晚教室宁静而深邃，月亮高悬，洒下皎洁的光辉，让教室外的景色被一层柔和的银光所覆盖。树影在月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清晰，像是细腻的影艺术铺展在草地上。春风带着凉爽，轻轻拂过，搅动着泥土里就要破土而出的新芽。春草发现，自己在这地方呆了好几年，却从来没有认真停下观察过这里的景色。原来时间是可以停下来的，它不是一尘不变的，而是有自己的韵律节奏的。她想起何水远与她第一次相遇时的情景，用力一笔一画在纸上写下：春风吹又生。 但在这艰难的日子里，春草明白光靠自己去做保姆是没办法挣到大钱的。在学习的日子她开始和阿苏开始酝酿一个想法——建立一个自己的保姆服务中心。她放弃了一些必要的开支，在保证孩子们学费的情况下变得更加节俭。尽管她们通过几个月的努力和阿珍的积蓄攒了一些启动资金，但很快发现这还远远不够，她们需要更多的人力和财力支持自己的想法。春草和阿苏抱着试一试将计划告诉了社区内的许多女性，没想到受到了热情响应和支持。这些女性中有的是春草在夜校认识的同学，有的是阿苏在日常工作中结识的朋友，她们都共同面临着生活的艰辛和苦楚。 在春草执着的驱动下，她们决定联合起来共同为创建家政服务中心筹集资金。有的贡献了自己能够节省出来的一点点积蓄，有的动员了自己的家庭成员支持这个计划。每当完成夜间学校，几个人变聚集到春草家在黯淡的灯光下研究开店想法。春草带领一些人负责培训家政技能，阿苏则带领另一人学习推广结实客户服务。他们的默契合作，让这个梦想逐渐清晰起来。 她们选在了社区附近的一栋小楼，开始招募员工。因为有着类似经历，春草特别倾向于招募像她一样的单亲妈妈或处于困境中的妇女。随着团队逐渐扩大，她还联系了孟湾村的许多亲戚和阿明的妻子加入她的家政团队。春草为她们提供了基本的家政清洁、烹饪和照料孩子等技能，开始扩展自己的业务。她的勤奋管理和培训加上他们服务质量越发提升，越来越多的顾客开始选择春草的服务。她的店铺逐渐在社区中建立了良好的声誉, 不仅是服务的家庭，连社区的商家和居委会也开始邀请这里的保姆帮忙。店铺的成功让春草腰上逐渐有了点闲钱，万万的元元的读书费早已有了着落。后来的她，搬离了原来破旧简陋的出租屋，换上了新开发楼盘的房子，把何水远抛在脑后忘的干干净净。 后记：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意识到劳动女性想要突破重重障碍，必须要有多方面的社会支持。春草的保姆服务中心的成功，不仅源于她个人的努力，还得益于她与娄大哥，阿苏之间的友谊和社区其他女性的互相扶持。如果没有这些机遇和相互帮助，春草的结局和原小说写的，并不太大出入。在社会打拼的女性单打独斗往往难以成功，而社会的帮助和资源共享是她们成功的必要条件。春草的保姆服务中心成为了一个微缩的社会模型，展示了当女性被赋予适当的资源和支持时能够实现的变革。笔者认为社会支持网络很重要，这种网络不仅提供了金融援助，还提供了教育、培训、以及一个互相尊重和鼓励的社区。这些元素共同促成了春草的成功，同时也为社区中的其他女性铺平了前进的道路。

小说的第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描写了春草卖炒货三年回到孟湾村所见所感和家庭成员所经历的困苦。这个时间段春草的家庭遭受重重变故：大哥二哥生意落败仕途不顺，父亲年迈体弱，而母亲也被诊断出胃溃疡和肿瘤需要一大笔手术费。此时的中国农村也在经历着巨大转变：千百年来农民热爱的土地已经被嫌弃，高昂的土地税费和提留款使大多数农村人都选择进城务工。这种人员流动使城乡差异更具显著，也使农村的医疗体制在大环境的变革下停滞不前。通过观察春草和母亲的互动以及家庭成员对于母亲疾病的态度，我们可以透析九十年代中国农村医疗体制所面临的三大困境：病患对家庭支撑的极度依赖、农村医疗资源的短缺和昂贵费用，以及传统老年人农民对花钱治病和现代医疗的抵触。因为缺乏完善的医疗养老政策，春草的母亲不得不依靠儿女担负高昂费用，而农村医疗资源短缺也使看病路途遥远，成本过高。同时，根植于传统的保守心理也使农民对现代医疗不信任，看重金钱房子胜于生命，农民往往会牺牲自己的身体也不愿给家庭增加负担。 在小说中，春草的家庭境况体现了农村病患对家庭成员极度依赖这一医疗现实。在母亲查出胃肿瘤病重的窘境下，因为没有任何社会保障体系可供依靠，春草只能想办法联合哥哥弟弟们一起母亲凑钱看病。但是因为哥哥们都经济贫困，没有一个人愿意担负母亲的费用。“春草回到家，把情况跟父亲和二哥二嫂说了，父亲一听要那么多钱有些傻了，说，我上哪儿去找嘎多钱啊？你留下的那点钱，早就用掉了。”[1]表现了农村家庭在疾病面前的无奈心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个人的健康直接与家庭的经济状况捆绑，家庭贫困的个体因为缺乏治疗的费用只能选择忍受疾病。春草的家庭困境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九十年代中国农村广泛存在的现实反映。根据Zhang(2019) 的研究，在中国农村，由于缺乏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效支持，家庭成为了面对健康危机时唯一的依托。他在研究乡村养老政策中指出，大部分农村老年需要病患依赖家庭成员提供直接的照护与经济支持，他们也需要子女的照顾来获取情感与精神的寄托。这种家庭内的互助体系，在短期内缓解了病患的需求，但长期看却可能导致整个家庭的贫困陷阱。比如，在春草一文中，春草既要“养家糊口，做生意，以后还得给孩子交学费。”[2] 好不容易存下一点钱，却需要把这笔钱给到母亲治病。从一方面来说，春草需要钱去投资自己的铺面和事业，但另一方面，她对母亲的情感和共情让她不得不牺牲个人未来发展，将钱给母亲治病。这种家庭依赖性虽然缓和了春草和母亲之间的矛盾，但同时也限制了她追求经济独立，拓展事业的可能性。家里人生病对既要兼顾到父母，也要照顾自己的孩子的打工人是很大的打击，双重压力常常使他们身上的责任过于沉重，无法兼顾自己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家庭困境中，显著的性别差异将负担不成比例地加重到女性肩上。面对哥哥们的逃避和经济无能，春草只能承担起经济重担，从自己的储蓄中提取五千元寄给母亲。这种情况反映了农村社会对女性角色的双重标准。一方面，女性在家庭角色中被边缘化，她们的教育和职业发展机会被限制；另一方面，她们却在家庭中承担履行着不匹配的责任与义务。 除了反映农村患者对于核心家庭的依赖性，小说还表现了九十年代农村医疗资源的严重短缺和费用昂贵的困境。春草母亲因为胃痛迟迟不肯去检查，只能由春草拉扯母亲到县城去看病。而高昂的切除肿瘤的手术费对春草的家庭来说，也无疑是一笔巨款。阿明的处境也是如此，在他把得了乳腺癌的媳妇带到上海看病后，他们家也花掉了所有的积蓄，日子过的很幸苦。由于农村医疗设施资源缺乏，许多农民只能进城看病。但路途遥远加上医院开支巨大，农民看病需要花掉很多的家当，陷入新一轮经济困境。Shi (1993）在研究中国医疗保险城乡差距文章中提到，“通货膨胀使保险金额和医疗大幅度上涨，使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医疗差距逐步拉大。” Wang 和 Gusmano (2020) 的研究也揭示了中国农村医疗资源短缺的现状，指出农村地区的医疗设施和专业人员相较于城市极为缺乏。“与城市地区相比，农村地区的居民往往需要承担更高的健康风险和医疗费用。” 而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的政策改革和人才流失。Shi指出，“政府的疾病预防和医疗补助只占农村合作性诊所医生的1%到2%，大量乡村诊所因为没有足够财力继续经营，只能被迫关店。”[3]而农村落后的教育和就业环境也使年轻人背井离乡，外出务工谋生。 随着农村年轻劳动力流失，农村老人占比变得越来越高，而医疗需求也逐渐升高，但可用资源却越来越少。这对在农村生活的老人造成很大不便。许多老人想要看病，只能依靠村里卫生室和民间医生。能够去去城里看病的老人，大多数都有在城里务工的孝顺的子女。为缓解中国农村医疗负担，2009年政府推出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NRPS)，通过实施差别化报销和财政补贴减轻了农民经济压力。同时，政策也增加对乡村诊所的资助和实施医生培训计划，提高了基层医疗服务质量。这些措施表明，随着政策的调整和社会对健康问题的重视未来农村医疗服务有望得到实质性改善，使得农民能享受到更加公平和可及的医疗保障。 除了体现医疗资源短缺昂贵，小说还表现了传统农村老人对于花钱治病和现代医疗抵触的认知观念。虽然春草母亲的胃面临严重的癌变风险，她还是不愿意花钱治疗好自己。“我不要开刀，糟蹋那个钱干嘛？你们有钱还不如把房子赎回来，给我个脸面。”[4]表现了春草母亲把房子和面子比生命看的更重的价值观念。她宁愿忍受病痛，也不愿看到春草的房子被占有和家庭财产流失。在这种价值体系下，房子不仅是一种物质资产，更是家庭荣誉和社会地位的象征，代表了一个家庭的面子和根基，而失去房子等同于失去了立足点和社会认同。同时，结合我们之前课上讨论的“中国关系以家庭为核心”的观念，这种思维也反映了老人不愿意给子女增添负担的心理。在儒家文化影响下，孝道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年轻人有义务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但很多习惯了照顾子女，任劳任怨操劳了一生的父母即使牺牲健康也不愿意看儿女，尤其是儿子受苦，因为他们是家庭的香火延续人。所以春草的父亲宁愿接受春草的钱也“摆摆手”不愿意让儿子们花钱。除此之外，春草母亲不愿意去医院的心理还体现了农村老年人对医疗技术的不信任。在春草母亲观念中，昂贵的医疗费用未必能带来健康保障，而房子却是实实在在的家庭资产，所以她宁愿去寻找中医也不愿意相信先进的医疗技术。笔者认为，这种观念体现了农民对传统中式医疗的信任和现代医疗的怀疑。在传统文化中，中医不仅被看作是一种治疗手段，而涵盖的是一种更自然，更和谐，更加贴近土地的农村生活哲学。因为农村生活紧密依赖于自然环境，农民的工作节奏往往跟随着季节的变换和土地的节奏。而中医讲究“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和“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则与农民日常生活的自然节律不谋而合。这也间接使很多农民对于现代医学仍然持有许多怀疑态度，保留着自己传统行为与认知模式。一种缓解农村老年人对现代医疗体系的疏离的办法便是提高他们对医疗信任度和服务可及性。现代医学可以融入传统医学为他们服务来增加老年人对现代医疗的接受度。近年来推动的“结合中医药服务的家庭医生签约制度” 政策便是将传统中医治疗方法如针灸和中草药整合进常规医疗服务中，为农村地区的老人提供更加个性化和全面的医疗方案，增强他们对医疗系统的信任。 在小说的第二十二至二十四章中，春草的家庭经历的一系列的困境映射了九十年代中国农村在社会和医疗方面的挑战。患者对家庭成员的高度依赖，医疗资源的缺乏和费用高昂，以及农村老人较保守的医疗观念和对花钱的抵触使农村医疗处境困难重重。 要解决这一挑战，政府需要重视农村医疗基础设施，提升卫生服务质量，培训本地医疗人员。农村也需要促进经济发展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完善养老保险系统从而减少老人对家庭成员的依赖。同时，地方医疗体系也需要结合现代医疗观念和传统中医理疗来增强农村居民对现代医疗的接受度和信任。   裘山山. 春草[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4. Zhang, Zhaohua et al (2019).“Who Are the Beneficiaries of China’s New Rural Pension Scheme? Sons, Daughters, or … Continue reading →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从以农村为主、半封闭自给自足的社会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现代社会转变。计划经济体制被特色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迅速替代。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也不断扩大。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非农业产业，为城市化进程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尽管这些农民工为经济和社会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但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状况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依然遭受着许多不公平待遇和歧视。在小说中，春草和何水远就是这一类的农民工的代表人物。他们从农村乘坐火车来到陕北卖被面，却遭遇了许多不顺和挫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农村地理条件限制迫使农民涌入城市寻找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就业风险。同时，司法保障体系不完善也导致农民工的生活境况非常困难。社会对金钱的崇拜也使进城务工的人员更倾向于追求经济利益，难以积极参与改善社会不平等等事业。 1984年的改革初期，国家放松了农民进城的限制，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中国式的城市化道路” 转换成鼓励农民进城务工务商的城市化进程道路。而这一加速也导致了很多现实问题。由于农村小农经济作坊受到城市工厂的冲击，再加上原本经济发展滞后和市场限制，大多数年轻人难以找到合适的机会谋生，只能被迫外出打工。同时，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尴尬，城市中的农民工常常无法获得稳定的职业，只能从事劳动密集型、高风险的产业。而且，许多企业往往将农民工视为“临时雇佣工”，而不是长期的合法工作人员。在Wenran Jiang在她 Confronting Discrimination and Inequality in China一书中写到， “A substantial number of migrant workers move across several administrative areas in a given period searching for suitable jobs, thus depriving them of the chance to enter into long-term local …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