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Archives: Annie Lu

在《春草》这部小说的第二十章到第二十一章，春草表现出反抗社会设定给女人的贞洁和顺从的角色。在第二十一章的故事里，春草第一次开口骂何水远对她不好，她跟娄大哥之间发生的性关系也对何水远不忠。这些行为在一方面表明了春草的自尊心，同时体现出她对生活质量的期待值有所提高，但在另一方面又显示出她仍然缺乏安全感的心理。每当春草拿自己的农民身份跟城里人的豪华来比时就会感到自卑，因此她把与娄大哥发生的性行为视为“一件大事”。春草做这件事时是出于什么动机？结果有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好处？通过下面的分析，我认为春草的想法和行为表明她虽然在思想上仍陷入了父权制度的禁锢，但已经能想办法利用自己的性来追求自己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女性主体性的萌芽。 是什么原因使春草认为她需要跟娄大哥发生性行为？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研究进入城市如何影响了春草的观念。据社会学家的分析，进城会“提高农村妇女对未来的期待，因此也改变了她们对理想丈夫的看法。”[1]春草跟典型的打工妹的情况稍微不同，因为她到城市以前已经结了婚，但她第二次进入城市的时候相当于一位单身母亲。虽然春草没有寻找新的对象，但是城市里的生活仍然影响了她对自己的男人的态度和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春草一直很佩服何水远上过高中，但她遇到娄大哥以后就开始想，“要是当初何水远也考上大学进了城，会不会也变成娄大哥这样的男人？”[2]从这里可以看出，她可能希望跟一位比何水远更有文化、更能干的男人在一起。 除了反思她自己男人的地位以外，春草也开始更仔细地比较城里人与农民在生活质量上的差距。她在娄大哥的家里不停地感到惊奇，从水龙头到浴缸，从洗手间到厨房，她看到的东西都让她同时感到又自卑又有了新的动力。在一方面，春草看到这些现代设施以后就更坚定地要让自己成为城里人，这样她也可以享受这些现代设施，但在另一方面她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因为春草属于农村妇女，她认为城市里的人自然会看不起她。因此，她就追求娄大哥的赞美，得到他的表扬才会感到自在。娄大哥说，“哪个说城里女人个个都好看啊？我觉得她们俗气得很。你要是打扮起来，肯定比她们漂亮。春草被他这么一说，很开心。”[3]她敬重的娄大哥能够说她比城里的女人漂亮，没有她们俗气，就让春草觉得她的价值足以满足跟娄大哥的地位一样高的男人。 为什么春草得到这样的表扬就很开心？分析这个问题可以看出春草内化了传统社会对性别关系的观念。这种传统观念分配给男性和女性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首先，春草认为男人每时每刻都在想做爱的事情是自然的，而且男人也有权利要求女性提供这种服务。春草还觉得娄大哥“几年不沾女人，也不想”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说明他“有毛病”。[4]据春草所知，男人想要发生性行为的时候，女性就应该满足他，因为这属于“家务的一部分，她应该尽力的。”[5]春草并没有停下来思考女性为何要满足男人的要求，或者男人为何拥有提出这种要求的特权。这一点就显示出了她内化的传统观念。春草把性行为看成女人要承担的一部分家庭责任，但同时，她也用一种贞洁观作为衡量女性的道德标准。据社会学家的研究，很多女人“担心关于她们贞洁的恶意谣言，而很小心地避免导致闲话，否则会伤害她们的名誉或让父母受到羞辱。”[6]春草自己也嫌弃“那种随便胡来的女人”，但觉得她自己不属于这种角色。春草心甘情愿地跟娄大哥发生性行为，对何水远不忠，但她竟然不认为自己犯了什么错误。这显示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矛盾：春草在一方面持有很传统的看法，但在另一方面表示出很现代性的行为。 春草不觉得自己的想法有矛盾，因为她认为她与娄大哥之间发生的事情完全是商业性的交易，而跟爱情和不贞没有任何关系。她把自己的性看成财产，一种可以用来交换利益的东西。春草难以忍受欠了别人的感觉，所以她急于给娄大哥报酬。她惟一能想出来提供的报酬就是性。她想，“如果娄大哥有那样的想法，倒是成全了她，她就可以报答他了，就可以真的把他当成自己的依靠了。”[7]在这一方面，春草又表现了很传统的观念，因为她相信女性“除了身子她还能有什么呢？”[8]对一位贫穷的女人来说，除了身子以外，她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春草之所以持这种态度是因为她与男人之间的经历：从堂伯到阿明，从何水远到孙经理，又到娄大哥，春草在生活里遇到的这些男人都影响了她对男人和性关系的态度。她连性骚扰和真实的性所带来的愉悦都难以分别：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梦见一只手在抚摸她的身体。虽然这种感觉让她很快乐，但是她无法区别是谁的手。“娄大哥的？阿明的？阿远的？还是孙经理的？还是更久远以前……堂伯的？她弄不灵清。”[9]从这个场景不难看出春草生活里的各种事件对她的性观念有什么影响。堂伯的性骚扰似乎是春草的性启蒙，让她意识到了女性在两性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孙经理虽然一直都对春草很好，但是何水远仍然经常指责孙经理，说他肯定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春草好像被何水远说服了，她也开始怀疑男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想着占女人身子的便宜。阿明的行为也证明了这一点。阿明拒绝借钱给春草的时候，春草就认为阿明如此反应是因为“阿明想和她做那事她不肯，结果到了关键时刻他就不肯帮她”。堂伯的骚扰，丈夫的怀疑与阿明的拒绝让春草学到了女人的身体在男人眼中有其特殊的价值。春草得出的结论就是，“男人肯定都一样的”。[10]她吸取了教训，答应自己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了，所以在娄大哥家时，春草认为娄大哥肯定想要和她“做那事”。 春草与娄大哥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因为严格来说春草的地位比娄大哥的低多了。娄大哥有文化、有钱、也有男人的特权，所以是他应该占春草的便宜才对。但是在小说里，春草好像把两人的角色反转过来了，而企图勾引娄大哥。春草知道她的胸脯“是最能迷倒男人的，从十五岁起堂伯就让她明白了这一点。阿明不也说过吗？”[11]她再次想起堂伯的性骚扰，也想起阿明在她不同意的时候摸她的胸脯，但这些经历并没有让她感到无能为力，反而让她学会怎么利用自己的优势来追求自己的利益。 春草把她与娄大哥之间发生的性行为看成“一件大事”，这样做不仅为他们家的生意做出了贡献，而且也证明了自己的身价。这起事件让春草很有成就感，因为“像娄大哥这样的城里男人，上过大学的男人，也看得起她，说明她还是不一般呢。”[12]之后，她的自尊心好像的确变得更强大，因为她在故事中第一次骂何水远对她不好。春草从丈夫那儿受到了不少委屈，所以她终于为自己辩护令人对她刮目相看，即使她的行为可以说是不道德的，读者也会情不自禁地支持她对何水远的反抗。春草开始有了女性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来源于她在城市里当单身母亲打拼的过程。她之前依靠着丈夫，无法想象一个人进入城市，但这下她经历过了真正的艰难时期，而发现自己的能力足以让她谋生。 最终，春草跟娄大哥发生性行为是出于两方面的目的：为了照顾孩子她得把生意做得更好，她也想证明自己的价值。第一个目标属于传统社会给女性布置的任务。第二个目标也根源于传统的性别和阶级观念，因为春草从自己跟男人在性方面的关系上得出的结论都把女性的价值定义在她们的身体上。社会学的研究发现进入城市的妇女虽然选择更多，也有更大的自主权，但这些变化并不足以让她们从性别与阶级的双重枷锁下逃离出来。[13]但是春草冲着这两个目标情愿对何水远不忠，而且学会利用自己的性别来影响男人的行为，这表明她的女性主体意识正在萌芽。春草这个人物形象同时象征了很传统也比较现代的女性。事实上，很多农村妇女到了城市之后才在婚姻问题上开始坚持自己的理想，掌控自己的未来，在一定程度上将农村家庭中的父权重新分配了。[14]尽管春草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儒家思想对妇女在性别和阶级层面的禁锢，但是她已经朝着这个目标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1] Arianne M. Gaetano, Out to Work: Migration, Gender, and the Changing Lives of Rural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apter 6, “Migrant Working Wives and Mothers”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Continue reading →

在《春草》这部小说中，春草出嫁以后过了三年才第一次回家乡。从嫁给何水远那时起，她经历了一系列大起大落，从火灾、流产，到第一次进城市里做生意，再到得先进奖、自己开店等等。从家庭情况来看，春草与何水远好像取得了成功，不仅成了万元户，而且也怀上了孩子。这两种改变提高了他们的地位，春草“衣锦还乡”的时候就得意洋洋地在大家面前展示她的财富和好运。我们可以用春草与其他角色之间的互动来分析春草这个人物以及她的心理：她是否长大变得成熟了，改变了她从小所持的态度？在第十六章中，小说里出现了许多很久没出现的角色，他们再次跟春草相见的场景显示出来春草性格与态度在某些方面发生的变化，但同时，我们发现春草的世界观仍然是依然如故的，没办法脱离她与农村人物和生活的密切联系。 离开农村让春草在某些方面发生了积极的变化，阿明和春草爹跟春草打交道时都意识到了这些改变。首先，春草比以前开朗、自信多了。春草在阿明家的时侯，阿明观察到她“比原来开朗了，爱笑了。”[1]春草跟父亲谈她前两年经历的事情时，她的确开朗多了，跟以前“一天也难开一次口的她”没法比。春草爹感觉得春草这样有一点陌生，“但这种陌生令他喜欢，这说明春草不再是过去那个受气包了，是个自信的见过世面的女人了。”[2]社会学家的研究曾发现：“有偿工作使农村妇女从家庭里隐性的劳动者转变为城市里能被人看见的挣钱人。这给了妇女认识到自己价值和能力的机会，从而获得自信心。”[3] 其次，春草不仅更加自信，而且也开始更同情母亲了。春草在城市里忙着卖被面时经常“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春草就想起了母亲。母亲在家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是忙得嘞，连茅房都没工夫去！”[4]在这句话里，春草没有表示怨恨母亲的感情，反而开始了解母亲的生活跟自己的经历有多么相似。春草回到娘家以后，姆妈比较生硬地叫春草不要“挺着大肚子到处跑。”以前的春草可能会采取很有战斗性的语调来反驳母亲的话，她那时还“本想说，你怀我的时候不是还照样做生活的吗？但想想母亲是为她好，遂忍下了。”[5]春草终于学会怎么看透姆妈的坚硬外表，意识到母亲真心地关心她的身体，母亲最终的希望还是为春草好。在这一方面，春草克服了自己的偏见与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显示出来人格的成长。 虽然春草到了城市以后发生了一些性格上的积极变化，但是细看之下她还是持有农村社会给她的价值观，她跟姆妈和其他孟村人打交道的时候就表明了这一点。从小说一开始，春草姆妈就在春草的生活中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春草似乎每两句话就会提起姆妈对她的行为如何反应，春草虽然从小就放弃了取悦于母亲，但她还是对母亲的态度非常敏感。春草结婚的那一天，母亲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给春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有一天你跟[何水远]过不下去了，你可以回来找我，我会让你进门的。 ”[6]这让春草下定决心自己会靠自己的努力过得很好，不会回去请求母亲的帮助。三年以后，春草的态度似乎没有改变，她照样用这种近乎幼稚的方法来证明姆妈以前贬低她是错的。“她早想过了，他们一定要盖一个超过母亲的大瓦房，让母亲好好看看。她能想象出母亲撇嘴的样子。”[7]春草一想到母亲意识到女儿的成功而感到震惊，她就觉得有满足感。春草离开城市回农村的条件之一就是挣的钱足以使她“昂着头回娘家了，看看母亲还有什么话说？”[8]对春草来说，挣钱就是为了盖房子、养孩子，“不然怎么证明他们是挣到钱了的？”[9]因此，春草认为成功的目的不一定是让自己享受生活所提供的乐趣，而是为了更有面子。 春草的许多行为都是为了给别人看，不仅要证明姆妈的错，而且要在以前嘲笑过她的人面前摆样子。在春草出嫁之前，村里人曾经叫过她“石女”，因为春草不像一般的农村妇女，他们就嫌弃她。如今，春草找了一位“有文化”的丈夫，怀上了孩子，还比所有乡下人的眼界都开阔，这一系列成就好像给她提供了一种心理安慰。但春草的野心不止于此，她与阿明的重聚就显示出了一点。春草在街上偶然碰到阿明以后就到他两层高的瓦房里去做客，也认识了阿明的媳妇。春草立刻开始评价阿明的生活，找自己可以跟他比较的方面，比如说，春草回家之后就要求何水远把他们的房子修成三层高，存心要超过阿明的房子。春草也评价了阿明媳妇，起初觉得她既不漂亮又不丰满，但当春草意识到阿明媳妇读过高中时，她“忽然就泄了气。”[10]读书对春草来说是最可敬的成就，她想起自己是文盲就感到自卑，没有安全感。在比较阿明与媳妇的关系跟自己与何水远的关系时，春草也觉得有一点羡慕，因为阿明看上去很体贴，总是微笑地看着老婆。春草“马上想，我也有阿远啊，我们也很好啊”，但这句话似乎只是为了说服自己。[11] 在她怀疑自己的价值和生活中所做出的决定的时候，春草把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当成自我保护的工具。她所取得的胜利让她觉得不必再在乎曾经嫌弃她的人对她持什么态度。“她劝慰自己说，犯不着和母亲计较，反正我现在过得蛮好，我有钱，有老公，有孩子，我想要的都有了。”[12]最后一句话——“我想要的都有了”——本来应该表明春草的成就理所当然让人感到欣喜，但其实连春草自己都缺乏这种信心。她在坡顶上看村子时开始思考生活中所有偶然发生的事件。“要是自己当年嫁给阿明，就会和他一起到这面坡来做生活了，那样也蛮好吧？春草心里乱乱的，好像有很多事情撞来撞去，理不清楚。”[13]从这个场景不难看出，春草在重回孟村时开始更深刻地反思自己的现状，特别是关于她婚姻的情况。最终，春草还是缺乏一种安全感，她之所以继续跟别人比就是因为她觉得自己的身价不够高。 春草如此认为的一个原因是何水远对她的态度的消极改变，春草对何水远的不良习惯的反应也表明她内化了父权制度的思想，而没有反抗男尊女卑的观念。虽然春草和何水远是因自由恋爱而结婚的，生活条件艰难的时候两人之间还是会发生冲突。在电视剧里，他们卖丝绸被面的生意大起大落，有几回差点破产。当状况艰难时，何水远从来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总是责怪春草，骂她对自己最感到自卑的一方面：“你怎么不会举一反三呢你？怪不得你就上了三个月学。你真没文化你。”[14]何水远以前充分地尊敬春草的意见，但他在城市里越来越倾向于相信夫权主义的想法，认为男人应该做主。这体现出了两人之间关系的改变：何水远从崇拜春草到轻视，甚至于批评她。何水远也养成了一些不良习惯，喜欢喝酒、打牌、摆阔等等。这些行为引起春草的担心，但她仍然保持传统农村社会对婚姻与性别关系的观念，“和村里别的女人一样宽容甚至是纵容着自己的男人。”春草经常为何水远的行为找借口：“在春草看来，男人在外打打牌赌钱都是正常的。他们村里好些男人都这样。”[15]春草意识到男人有一种特权，但她从不质疑这个特权是否公平。从这一点看，春草还是很传统，似乎已经内化了夫权主义的思想。她依然没有超越本村给她灌输的许多传统观念和旧习俗。她认为自己最终的任务还是生养孩子、照顾老人，而不追求个人的梦想。社会学的研究也表明：“妇女新创造的‘自我’仍然反映了性别角色，与她们更好地充当贤妻良母和孝顺女儿的性别刻版化定型有着密切的关系。”[16]春草的故事象征了中国这一代女性所面临的难题。 综上所述，在分析春草的人物以及心理变化的过程中，我们能看出春草在性格上的积极改变，但她继续持有农村社会给她灌输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虽然春草觉得自己的眼界开阔了，但她仍然按照童年学会的价值观来衡量自己的生活。她之所以在大家面前摆样子就是因为她希望否认村里人曾经对她表示的非议。她追求的生活目标，婚姻、金钱和孩子等等，反映的都仍然是传统农村社会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从这一点来看，她并没有冲破农村社会给她思想上的禁锢。   [1] 裘山山，《春草》，第十六章。 [2] 裘山山，《春草》，第十六章。 [3] Nana Zhang, “Performing identities: Women in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Geoforum, Volume 54 (2014): 17-27. https://doi.org/10.1016/j.geoforum.2014.03.006. “Waged work transforms rural women from an invisible … Continue reading →

春草与何水远的婚姻在哪些方面符合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婚姻观念？在哪些方面有差异？中国传统农村社会把婚姻看成是一个交易，似乎跟爱情没有关系。在《春草》的故事中，春草在某些情况下把与何水远结婚当成提高自己生活质量的手段，这显示出了两人之间的关系受到传统社会观念的影响。但同时，春草好像是真心喜欢何水远，为了爱情而坚决要嫁给他，反抗了社会与家人对她的的束缚。 中国农村妇女希望丈夫能够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是个普遍的现象。有研究发现：“由于缺乏可行的替代方案，下层女性经常把与地位更高的人结婚作为改善生活质量的主要方法。”[1]因为春草没读过书，而且按照那个年代的想法一位女性无法独立生活，所以春草就属于这种情况，缺乏可行的替代方法。除非她能跟一位地位较高的男人结婚，否则她将难以改变现状。当然，春草的要求不仅是男方地位要高，如果只是那样的话，她早就嫁给阿明或者孟村里别的男人了。她追求的是一位不但有文化而且住得比较远的人，但基本原则是一样的：春草打算通过婚姻来实现自己的愿望。何水远就刚好满足了这两个要求。 二十世纪之前的中国社会似乎把婚姻看成一个交易的过程，一方提供经济援助，另一方承担生养责任。上面引用的研究也发现：“夫妻在就业市场和家庭生产方面应该有不同的相对优势。因此，婚姻是夫妻之间的一种实用的交易。”[2]依据春草的想法，她和何水远好像就有不同的“相对优势”，因为何水远有文化就能教她读书。春草经常提到这一点，显出这一点对她的重要性。对何水远来说，春草也有他没有的优势，也就是春草比他能干得多、更愿意吃苦，所以两人都可以从另一方得到利益。 在小说里有许多场景都令人怀疑春草对何水远的感情是否真实。在两人偶遇的那一天，春草已经忍受了多少年村里人对她的歧视与排斥，让她内化了女性就应该结婚的社会观念。《春草》的作者裘山山把春草的命运改变比作一个长途车旅行，但她接着写道，有可能春草在长途车上对何水远的反应来自于更早发生的事情：“也许是从遇见阿明开始的，也许还要往前，从梅子不要她做伴娘开始的，再往前，从她去堂伯家带孩子开始的，还可以再往前，从她绝食要读书开始的。”[3]春草生活中发生的这些事情深刻地影响了她对性别角色的认识。让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这一系列的事件对春草婚姻爱情观的影响。 十岁的春草还算在天真的成长阶段，为了上学而绝食的行为显示出她还相信女孩子应该有权读书。但这起事件，再加上姆妈摔断腿以后让她被迫退学，已足以让春草意识到学校不属于女孩子可以期盼的范围。春草放弃上学的梦想之后却不介意做家务，也“好像有带孩子天赋似的。”[4]春草在堂伯家带孩子的时候一开始觉得自己打工挣钱是一件极好的事情，但没过几个月她就遭到了堂伯的性骚扰。这是春草第一次遇到两性关系的消极方面，也是她刚开始了解女性在两性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此后，她拒绝跟村里的男人调情，甚至不肯出嫁。直到梅子不让春草当伴娘为止，春草才发现了她不符合社会对女子的期待的后果，之后她就开始跟别的女孩一样跟男孩子调笑。好像为了证明村里曾经嘲笑她的人都错了，春草决定会自己找个丈夫：“和男孩子搞笑我也会。如果我碰见一个我喜欢的男人叫我做什么我都会做的。”[5]这一系列的经历都影响了春草对婚姻的看法：她从无知到反对，最后接受甚至于主动寻求婚姻，所以当春草在长途车上碰到何水远时，她的心理已经准备好接受婚姻的可能性。因此很难说她喜欢何水远的原因有多少属于真实的爱情，有多少是社会期待给她的压力。 在自己家和孟村，春草好像从来没有见过夫妇之间的爱情。因为春草经常说起要逃离孟村，她是否把何水远当成实现自己梦想的工具？两位年轻人在长途车上谈话时，何水远说了两句话给春草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第一句是：“我爸是个老师，他要我也做老师。”[6]这句话让春草立马抬起头，因为她从小就最佩服老师。春草把教育看成一个让人自立的工具，而老师就是帮人受到教育的角色。何水远接着说：“我将来还要走到更远更远的地方去呢。”[7]春草自己的最大愿望就是逃到很远的地方，因此这也引起了春草的兴趣。从这个场景不难看出，何水远的出现象征了春草在生活中最渴望的两个愿望可以实现的可能。 对春草来说，何水远象征着希望与梦想的实现。春草曾经把身边的人当成自己怨恨与愿望的象征。春草其实对传统农村社会思想给妇女的限制感到怨恨，但她选择把愤怒发泄在姆妈身上，姆妈在春草眼中就代表了社会对女性带来的压抑。春草想起自己是文盲的时候就责怪姆妈那时不让她读书。“这愤怒和难过令她再次确定，何水远就是她要嫁的人。她一定要让母亲看看，她绝不是她想的那么没用，可以任她来安排。”[8]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春草好像把何水远用来当作对付姆妈的棋子。春草从小的行为就带着向大家示威的意味，第一次被姆妈打得流血就“想死给母亲看。”[9] 在春草眼中，嫁给何水远就说明所有嘲笑她的人是错的，而自己则取得了胜利。再者，“放弃何水远就等于放弃她的努力方向，放弃她向往的道路，放弃她今后有可能过上的幸福生活。”[10]春草就这样一口气把自己整个未来都寄托在何水远的身上，她也很明确地知道一个好丈夫可以提高一位妇女的身价。春草心想，“村里人知道了[她嫁给何水远]一定都会吃惊地张大了嘴：这个倔女子，还真有本事，找了个县城里的，还是读书人。”[11]这种想法表明春草与何水远的关系在这方面上符合传统婚姻观念的交易性。 即便如此，春草与何水远之间的感情不见得完全不是真心实意的。春草跟家乡的人很少搞笑、保持沉默，但她跟何水远在一起的时候好像“话匣子打开了。也许何水远的目光是钥匙？”[12]何水远让春草感到如此自在表明了她多么喜欢并且信任何水远。跟何水远逛了一整天以后，春草在回程上经历了“她生平头一次独自微笑。”[13]毕竟，春草还是个青少年，在这一刻她显然并没有任何功利心。因此，春草与何水远的感情绝大部分属于真心实意的，而只有一小部分反映了传统社会把婚姻看成一个交易的影响。在她生活的那个年代，这样的做法可以说是很勇敢的了。 在当代中国普通女人的眼中，婚姻与爱情好像仍然没有密切的关系。美籍华裔记者张彤禾（Leslie T. Chang）在东莞市采访了一些单身女性，研究了普通中国人对婚姻的态度。一位叫春明的妇女描述了她的约会经历，她的描述显示出中国当代女性对爱情与婚姻的观点带着愤世嫉俗的意味。“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她在这些相互冲突的观点之间摇摆不定。他非常丑。他上了一所名牌大学。他跟同年龄的人来比还算成熟。他非常丑。”[14]最终，春明的结论是：“中国大部分的婚姻都不是建立在爱情之上的。”[15]春明似乎放弃了为了爱情寻找对象，反而完全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做决定，表明了传统婚姻的交易性在当代中国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 从这个角度来看，春草与何水远的婚姻好像不完全符合传统社会的婚姻观念。再者，春草比丈夫大三岁，而且愿意嫁给一个比她更贫穷的男人都是不符合传统的。春草起初被何水远吸引的原因有可能包括他所象征的未来，因为社会现实让春草明确地了解到跟地位较高的人成婚可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但春草又好像原谅了何水远对她说过的谎话，而且不在乎他家庭的贫穷，可见她还是真心喜欢何水远的。如果春草只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做决定，她可能不会选择嫁给何水远。最终，春草选择为了爱情而结婚，终究没有完全屈服于传统的婚姻观。综上所述，以上分析表明春草所代表的似乎是一种农村女子反抗传统婚姻观的朦胧思想。   [1] Yan Wei and Li Zhang, 2016, “Understanding Hypergamous Marriages of Chinese Rural Women,”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Springer, Southern Demographic Association, vol. 35(6), 878.“A … Continue reading →

如果生活是一部电影，那么中国农村女子被迫扮演的是最困难而又毫无光彩的角色。她们的责任包括生养孩子、给全家做饭、缝衣服、纳鞋底等等，然而她们的名字在演职员表上却出现不了。[1]除了需要承受身体上的疼痛与各种侮辱之外，农村妇女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从小接受社会灌输给她们的让她们感到自卑又身处局外的思想。 女人首要的责任就是为丈夫生孩子——不仅是生孩子，而是要生儿子。“喊山的女人唯一能昂起头的日子就是她生儿子的那天。在阵痛的折磨之后，她浑身大汗，听到的让她感到最骄傲和满足的话就是：‘出来了！是个儿子！’这一句是她能从丈夫那儿得到的最高认可，还能享受一碗糖水蛋。”[2]如果生的是一个女儿，就没有这个奖励。根据传统，一个家庭儿子越多就越有福气。为了这个目的，女人充当的就仅仅是一种“生殖工具”而已。[3] 因为旧时的农村没有节育的习惯，所以女子也受制于人类的繁殖过程。在《春草》这部小说中，连春草爹有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后都心想：“以后好不要再生了”，但春草姆妈后来还是无奈地又生了一个儿子。[4]虽然两夫妻同样没有指望再生第四个孩子，这件事情发生以后还是给春草姆妈增加了较大的负担。因为家庭里所有的家务都归母亲负责，每生一个小孩就意味着母亲要多喂一张口、多缝一套衣服、多补一双鞋子，而同时父亲的工作量则没有实际的改变，春草爹照样当会计拿薪水。男人之所以对生孩子的事情感到高兴是因为他们不必忍受生养的痛苦就可以享受有孩子的好处。历史学者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一位叫冯素梅的妇女在述说自己的生活时曾说：“在大部分的家庭里，女人支持计划生育，但男人不同意。”[5] 除了承担生养孩子的责任，妇女还要管家里所有的杂务。《春草》小说的作者裘山山为了显示出来姆妈怎么样“无休止地忙碌”而用“陀螺”这个词来形容春草姆妈[6]。母亲有干不完的活，但她们所做的对男人与全社会来说是看不见的，因此她们的成就也是不值得尊敬的。 美国历史学家贺萧教授（Gail Hershatter）发现：“在Z村，为了嘲笑女人可以在田里干男人的活儿，有些男人继续看不起家务。”[7] Z村的男人忽视了妇女有多么辛苦。丈夫干完活儿回家以后就可以休息，让妻子伺候他们；妻子自己却没有“下班”的时间，“开会的时候，男人什么都不干，但女人则在缝补。”[8] 社会用来形容男人和女人干活的词语也显示出来性别的不平等。因为社会使用的日常用语对人们的想法与态度有巨大的影响，这些细节是值得研究的。中文仔细地区分了女人不挣钱的家务和男人的有偿工作。“‘劳动’通常只用来形容种田和集体副业。类似于‘工作’这个词只描述带来薪水的劳动。家里的事情不算劳动，而是家务活。”[9]比如“他们一说‘上工了 [Time to get to work]，我就把活 [work] 放一边。”[10] 翻译成英文以后，这些细节上的区别都消失了。 在表面上，这好像说明过度重视男人的劳动这个现象在中国农村比在美国明显，但英语以前也有这样的分别。比如说，旧时的美国社会用“housewife”来形容做家务的女人，让女人属于家庭、充当妻子的角色。“Homemaker”是一个比较现代的词，通过把家务形容成有创造性的劳动而给了妇女更积极的一个角色。但“homemaker” 得到的尊重也仍然比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工作更少。在当前新冠疫情的情况下， 之所以许多女人辞去工作是因为她们被迫花更多时间照顾孩子，但这种牺牲往往得不到经济上的回报。虽然现代英语同样用“work”来形容女性和男性所做的劳动，女人在家里做的事情还是不被承认。这不只是中国社会的问题，而是人类所共有的问题。 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表扬母亲为家庭干的活，因为她们的血汗是其道德品质的象征。“在古代中国的无数故事中， 忙于干针线活的母亲形象代表了勤劳、充满爱心的牺牲与受苦。”[11]这种描述看上去可能很正面，但实际上对妇女的好处不多。因为社会就指望甚至鼓励女人干累死人的活，这样她们就更难以改变现状。 称赞妇女的劳动不但不能帮助她们减轻负担，反而让她们更心甘情愿地做出牺牲。再者，中国的传统社会虽然有时会表扬母亲为家庭干的活，但是那是用一种道德标准来衡量她们的血汗。 如果我们看《春草》这部小说中春草姑妈的形象，会觉得她完全不符合以上的描述。上面所提到的几种劳动方式她几乎一样都没有做。姑妈一生没有生养孩子、在春草爹家也不必做家务，可是她在家里还是享有较高的地位，所以她的角色值得更仔细的研究。她也有很强的自尊——跟普通农村妇女很不一样。从这个角度来看，姑妈似乎很幸福，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她还是跟别的妇女一样：没有自主权。 姑妈本来的人生之路跟春草姆妈很类似，可是她要嫁给的那个男人突然死了。“按当地风俗，她已经是那家的媳妇了，要再嫁的话需得婆家的同意。婆家一直不发话。而她为了养活弟弟，也舍不得退回嫁妆。”[12]所以姑妈连是否要改嫁的决定都不是由自己做主的，再加上她需要充当母亲的角色而照顾弟弟，这也阻止了她退回嫁妆。到弟弟结婚、公公婆婆去世时，姑妈已经是个“老寡妇”，找到一个好丈夫的前景越来越暗淡。这一部分是社会对妇女的态度造成的——姑妈年纪大了，生育能力差了，就更难嫁出去。再说，根据那个年代和当地的想法，除了结婚以外，女人没有更好的选择。姑妈可以跟弟弟一起住，但按照传统社会的想法不可能独立生活。她在弟弟家的地位比较高，享受和婆婆一样的待遇，但她没法离开孟家，由此看来她一辈子都没有真正的自主。姑妈自己提出了一位跟她情况类似的女人，“村西头上那个高高的牌坊，就是为[她]立的。”虽然这应该让她感到荣幸，但姑妈却说： “立碑的女人命太苦，死了还用石头压着，下辈子也难翻身。”[13] 从姑妈的例子来看，社会思想对农村妇女的生活有着巨大的负面影响。最隐性的挑战还是妇女因为社会的偏见而感到自卑的现象。六十年代的中国人绝大多数有重男轻女的思想。记者薛欣然在喊山时，观察到大部分在外面跑的小孩都是男孩子。她原来“以为这可能又是一个认可杀死女婴的村子，”这说明杀死女婴的行为在中国农村还是很普遍的。[14]当妻子又生了一个女儿以后，丈夫往往会说：“十个女儿都不如一个跛脚儿子。”[15] 总而言之，农村社会的言语和行为都表现出男尊女卑的思想。 女孩从小就面临别人当她的面持有男尊女卑的态度，甚至是她的母亲也不例外。春草姆妈从春草出生以后就开始侮辱她，经常叫她“小赤佬”、“死精怪”、“麻头鬼雎”、“犟头犟脑”。[16]在她应该天真无邪的成长阶段，春草不经意地认为自己比兄弟差，不相信父母应该平等地对待他们。“春草不嫉妒他们。哪有月亮嫉妒太阳的。”[17] 姆妈骂春草时经常提醒春草她总有一天会嫁出去：“黄檀树根养媳妇精”这个词一边是骂春草固执，一边是把她当作别的家庭未来的妻子。连在她出生的家庭里，春草都不觉得有归属感。这种想法在中国的农村里不少见：“村里所有的姆妈都认为，女伢儿是替别人养的。”[18]但嫁到夫家以后，妇女仍然是一个局外人。春草姆妈的生活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她嫁到孟家以后，每天跟姑妈无休止地吵架，不断有人提醒姆妈她不算孟家的人。姑妈说：“你以为这几个伢儿是你的？都是我们孟家的！不是我们孟家娶了你你会有囡？”[19]无论在出生的家还是丈夫的家，女人永远被看作为局外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重男轻女的态度是农村妇女所面对的最严重的挑战。这是一个很抽象，但同时也很具体的问题。跟身体上的压力来比，心理上的压力更难解决。为了提高农村女人的地位，首先需要发展经济。妇女在家忙碌而且阻止女儿上学的原因主要是经济上的压力。为了减轻社会对农村妇女身体上的负面影响，必须要先发展经济——在经济上解放妇女的压力以后，她们才能摆脱不能养活家人的困难。 但光有经济发展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即使减轻了家务负担，如果人们没有真正地改变思想，在社会眼中，无论读过书还是没读过书，女人都没有用，因为女孩儿的用处就是嫁给别人。春草姆妈的经历就是如此：她虽然高小毕业，但仍然被嫁给春草爹。[20]最惨的是，春草姆妈虽然怨恨她生活里没完没了的家务，但她还是接受自己的女儿会经历一样的人生轨迹 。养孩子时，父母自然会期望孩子的生活条件比自己的好，要孩子避免父母所经受过的痛苦。春草姆妈说：“[上学] 是能当吃还是能当穿？就因为我自己这个样子，我才不想让她读了！”[21] 这句话显示出了她对自己生活的遗憾——她因为上过学，却仍然没办法自谋生计，于是就不想春草跟她一样浪费时间。我相信春草姆妈不是存心要女儿没有前途，但她无意间耽误了春草的成长。总的来说，母亲从自己的经历得出的结论就是女人在农村社会里只能做家务，所以她们教育女儿的时候就灌输了这种思想。女儿长大以后很可能相信同样的事情，这样整个社会就产生了恶性循环。 怎么能打破这个恶性循环而改变人的思想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在历史上，很多社会改善的例子都通过比较开放的人团结起来并发表他们的看法。如果像春草一样动力强的女人可以跟很多像她一样的女子一起发出声音，或者成功以后用自己的生活当例子，社会有可能就会开始接受事实：女性不但有能力，而且值得尊敬。 在《春草》的故事里，姆妈、姑妈和春草都象征了不同的中国农村女子。姆妈的家务负担与生育经历体现了社会对女人身体上和生理上的压力，而春草的自卑心理表示了妇女心理上承受的负担。姑妈虽然在某些方面地位比较高，但她的生活实际上也受到社会思想的限制。春草的故事之所以有意思就是因为她没有屈服于社会对她的期待。无论是由于性格也好，运气也罢，春草后来从农村到城市的故事，其实是要逃出社会给她规定的角色，而她要战胜社会的双重挑战，路还很长。   [1] 裘山山，《春草》，第一章。 [2] …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