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Archives: Andrew Rule

在《春草》这部小说中，每一个情景都是从春草的角度叙述的，春草的视野就是小说故事的边界。年轻的春草一心只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而一点也不在乎别人的生活，小说的前半部分讲的都是跟春草有关的事情，比如姆妈对待她的态度、村民关于她的闲话等等。到了城市之后，春草沉迷于赚钱，因此我们很少得知别人的生活，小说一直以春草的经历作为主要线索。这表明了她比较具有交易性的世界观，除了丈夫与孩子之外，她不太关注别人的问题，负起对别人的基本责任就够了。不过，在第二十二章中，三十多岁的春草终于开始注意到身边人的不幸，作为读者我们也能瞥见小说配角的生活有多么辛苦。春草开始同情身边人的厄运，这一变化反映出她的世界观拓宽了，她不只是为了万万元元而活的，她也愿意帮助姆妈、水亮等吃过苦的人物。由此春草的世界观从具有交易性质的逐渐转向一个具有同理心的世界观，这一心理变化可以被视为春草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春草为什么从小就抱着一种交易性的世界观呢？这跟传统男尊女卑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春草小时候受到了非常不公平的待遇，她在家中的地位一直比兄弟的低多了，她早就发现了交易是她唯一能追求自身利益的途径。她为了给自己买好吃的而把头发卖掉，为了能上学而绝食，从这些行为不难看出，年幼的春草早就决定不想受制于父权的压迫，她要把握每一个机会积极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她第一次回到家乡时，这种自我中心的态度极为明显，因为在城市里发了财，所以她一直想跟别人比，她不在乎村民的生活条件怎么样，只关心自己在他们面前出风头。 不过，春草第二次回归家乡与第一次截然不同。与上次相比，这次回家她的心情复杂多了，她不知道自己应该感到自豪还是羞愧：“那次是‘衣锦还乡’。这次算什么？. . . . . 她只觉得有点儿偷偷摸摸的味道。房子永远归了别人，欠债出逃的阴影还一直在心里压着，春草很不愿意让人知道她回去。”[1] 春草放下了从前的骄傲，开始注意到阿明和自己家人的生活有多么悲惨。这是件破天荒的事，她以前只会注意那些关系到自己的事情，比如何水远欠了债、婆婆病重了等等，其他的事她都满不在乎。这次春草主动探问了孟家村最近的消息，发现农村生活竟然没有以前那么简单：“农民们千百年来热爱的土地已被嫌弃，因为种地无论种多好也要受穷，每年从地里收上来的还不够交税和提留款，所以凡是能走动的，都抛弃土地进城打工了。”[2] 农村经济的解体已影响到了春草所有的亲人和朋友。比如春草的二哥春风，他本来在农村呆不住，去了城市之后就开始做非常艰苦的劳力活，最后他的身体与心理健康都在巨大的压力下崩溃了。大哥春阳虽然没有去大城市打工，但也遭遇了厄运。因为村子的经济情况越来越恶化，所以村长开始向阿明的工厂增收不公平的款项，这使春阳与村长之间爆发了冲突，他受不了在村子里过日子，最后不得不离开父母跟媳妇一起远走他乡。在九十年代的中国，很多农民虽然没有犯任何错误，但也避免不了像春阳、春风那样 “倒霉” 的命运。 春草是如何理解两个哥哥的厄运的呢？回到农村以前，春草准备了一个分四步走的人生计划：第一个步骤是挣钱，第二是还债，第三是把万万接回来，第四是继续挣钱以便攒下孩子的学费。她认为只要按照这个计划行动，一定能过上好日子：“春草很明白自己的命 . . . . . 一个一个的目标老早在她前面排好了队，等着她去把它们一一拿下。”[3] 不过，春草发现两个哥哥没犯任何错误却也遇到了倒霉的事，她不能像以前那样任由命运安排自己的生活。春草跟阿明的谈话显示出了她这种心态上的变化。阿明说他的媳妇生病了，他们不得不把全部存款用在治疗上，这个消息引起了春草的同情，也让她对以前的嫉妒心进行反思：“如今听到阿明遭了那么多磨难，她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她并不希望他倒霉，她只是希望自己比他过得好一些。“[4] 看来春草对以前自己的自私和个人主义的态度产生了一点悔意。 春阳、春风和阿明媳妇的厄运都刺激了春草的人格发展，她从一个只顾赚钱的人逐渐演变成一个有良心、有同情心的人。春草把一千元给水清来付水亮的学费，这是春草心理变化的一个证据。不过，最令人吃惊的是春草给姆妈送的那笔手术费，小说的这一情节值得更深入的分析。 何水远躲债之前，春草已经有给父母寄钱的习惯。不过，她这次给母亲钱的性质跟以前完全不同。她以前寄钱是为了负起对父母的基本责任，而她这次的行为则超过了正常的赡养老人的范畴。首先，春草没有以前那么富裕，现在她连给孩子交学费的钱都没有，因此牺牲五千元尤其令她难受。其次，姆妈不断地说不要收女儿的钱，显而易见，春草并不是被迫送手术费的，寄钱是她自己的选择。再次，在中国八十年代的医疗改革制度之下，农民自己需要承担的治疗费用越来越高，像姆妈这样的中年农民必须得依靠孩子的帮助，要不然根本负担不起极为昂贵的治疗费。据报道，这种负担在农村比在城市重多了：“农民的平均收入不到市民平均收入的一半，他们却得付钱才能使用医疗服务，这就加重了病症给他们带来的经济负担。”[5] 要是没有春草的资助，姆妈无法开刀，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说春草的行为达到了孝顺最高的标准。 由于上述缘故，我们应该把春草给母亲寄钱的决定看成她个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 “里程碑”。根据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分析，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交换不外乎两种：一是 “利他型交换”，二是 “交易型交换”。前者指的是“成年孩子关心父母所得到的福利”，后者指的是“成年孩子把交换当作父母付出过资源的回报，或者把交换当作父母抚养他们的补偿。”  不过，在我看来，春草和父母的关系并不属于这两个范畴。在她的生活中，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不管她对父母的待遇是 “交易型的”  还是 “利他型的”，她都受到孝顺这一儒家思想的束缚而尽其作为子女的义务。她在这几章中的人格发展都发生在受儒教思想影响的范围之内。 虽然春草本来的世界观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但她一直想负起对父母的责任。姆妈抱怨家里四个孩子都不孝顺之后，春草的心里话显示出了自己孝顺父母的想法：“白吃白养的是他们仨，你从来就没想过要靠我，你从来就把我当外人看的。你要是对我也和对他们一样，我才不会不管你们，我会守在你们身边的。”  她赡养父母的欲望超过了儒家思想对女儿的要求，按照传统的性别角色，赡养父母一般是儿子的责任。显而易见，春草之所以决定要给母亲寄手术费不只是因为因为这是儒家思想对她的要求，也是因为她对母亲感到一定的亲情与感恩。不过，既然母亲对待她的态度一直不好，春草从来没有表示出自己想要孝顺母亲的心意，连自己对母亲的亲情都从来没有承认过。 那么春草为什么在面对手术费这么大的问题时才表示出对母亲的亲情？在一定的程度上，这是因为春阳、春风和阿明媳妇等人的厄运让她产生了同理心，让她觉得自我中心的世界观是错的。她态度的变化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元元跟她说了一声 “我爱你”。春草一听女儿这么说，就发现自己心里原来也充满着对母亲的爱，在那一刻她的心理变化过程终于完成了：“春草的眼泪一下被女儿喊出来，她一把抱起女儿，也喊：‘我爱姆妈！’ 她的声音突然哽咽，心里说，姆妈，我要给你治病！我要让你活下去！”  虽然她给母亲治病并非是她本来的生活规划，但这不但没有让她感到伤心，反而让她开心极了。她终于意识到了自己对母亲的亲情，放下了心头一直背负着的怨恨，这让她感觉如释重负。 在短短的几个星期中，春草从一种交易性的世界观转到一个同情别人、愿意帮助别人的心态。春阳、春风、阿明媳妇和姆妈的厄运都让她意识到每个人的命运是不可预测的，从而让她开始后悔自己以前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由于这一心理变化，她终于放下了对母亲的怨恨，终于表示出了自己孝顺母亲的心愿，也终于承认了自己对母亲的爱有多么深刻。 [1] … Continue reading →

1990的小寒到1991的正月是春草人生的一个低谷。由于她在这几个月中遭到的各种厄运，她乐观的态度消失了，她的自信心枯萎了，连她幸福的家庭也在弹指之间消失了。我们可以把这一系列极为残酷的事件看成分析春草的机会，以便能更深入地理解春草内心的动机与极限。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件才算是春草受不了的灾难？春草面对这种惨事如何反应？全部希望都失去了的时候，四面楚歌、无路可走的时候，她是如何生活下去的？春草在这几个月中的行为表明，虽然她的韧性是有限的，但是她的人生原则几乎没变，不管她的生活有多么悲惨，她都会继续艰苦奋斗。作为一位母亲，保护孩子的福祉是春草内心最基本的原则，在她人生的低谷，好好照顾孩子的欲望成为了她全部力量的源泉。 春草这三十年以来已经吃过好多苦，她的性格早就变得非常坚韧。到了她三十岁的时候，只有非常不同寻常的事件才会让她觉得生活是不堪忍受的。最后让她绝望的不是单一的一个灾难，而是许多令她难受的事情交汇在一起。首先，春草得知何水远欠债的事情以前，她养家的负担已经非常沉重。她不但得抚养一对双胞胎，而且得赡养公公婆婆，与此同时，她得悄悄地攒下一笔钱寄给自己娘家。天气越冷，孩子的咳嗽越重，婆婆的病也越重，这样的压力已经令人难以忍受。其次，虽然她一向很能干，但此时春草觉得无能为力。因为她不能跟何水远一起做生意，连丝绸被面最近卖得怎么样都不知道，所以她无法发挥自己的才能，只能天天呆在家担忧何水远出了什么事。这种无可奈何的感觉加重了她心理上的压力：“现在比不得从前了，从前等不住了还可以出门去找，现在上有老下有小，被栓得死死的，只能在家等了。”[1]  最后，她还得承受何水远借债不还的后果，这件事给她带来的压力值得我们更深入的分析。 何水远躲债这件事在春草生活中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实质性后果，例如她被迫卖掉了丝绸店、抵押了房子、把年幼的儿子留在娘家等等。不过，从春草的角度来看，欠债这件事还产生了一个抽象性的后果，就是这揭示出了春草能力的限度。春草得知欠债的消息之后，她第一个反应是自己一个人出去想方设法还债，她以为只要自己能干，就一定能克服任何困难。但是她出门找办法还债的时候，一次又一次试图让身边的人同情她、帮助她，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拒绝。春草去阿明家借钱以前充满了希望，她相信阿明因为曾经喜欢过她肯定会帮助她。被阿明拒绝了之后，春草不仅没有解决还债的问题，而且整个世界观变得悲观了一点：“她遇到那么大的困难他不肯帮帮她？男人是这样的吗？喜欢和不喜欢一眨眼儿功夫会掉个个儿？”[2]  被阿明拒绝并没有让她失去自信心，反而使她克服困难的意志变得更加坚定了：“我一定会渡过这个难关的，我要做给他看。我就是为了争口气，也要挺过去这个关口。”[3]  不过，她的自信心不是没有极限的。她跟债主协商的时候，显然没有以前那么相信自己的能力，但她还是打起精神尽力而为。“春草忍着内心的焦虑愤怒和痛苦，继续陪笑脸说：‘人都有触霉头的时候，你们发发善心吧 . . . . . 我上有老，下有小，还不知道往哪儿去呢。”[4]  再次被拒绝之后，她几乎崩溃掉了，自己又失败了，这好像是春草从来没想象过的一种情况：“春草在贴了封条的楼前呆呆地站着，晃如梦中。怎么会在突然之间，她就失去了一切？”[5]  在此刻，春草本来所持有的乐观心态被打破了，从这时候开始，她变成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物，比以前脆弱得多、忧郁得多。 春草超过了自己能力的限度以后，她的行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她好几年前发过誓说永远不会到母亲那边寻求帮助。不过，为了照顾孩子，她最后竟然失信了，不得不回娘家请母亲替她抚养儿子万万。更令人震撼的是，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之下，春草变得越来越像姆妈了。这个变化最明显的时候，就是春草和女儿元元在城里买面条的时候，春草一发现钱包被偷了时，就开始骂让她付钱的伙计：“你个该死的贼！你个千刀万剐的贼！你要遭报应！你已经生在城里了，为什么还要欺负我们？你不得好死！你要被车撞死！被雷霹死！吃饭噎死！”[6] 这跟春草以前的样子截然不同，她上次来城市时的习惯是尽量得到身边人的同情与友谊，大骂陌生人本来是她姆妈的做法，不是她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春草好好照顾元元的决心越来越大，她的脾气也越来越大，因此她越来越像姆妈，而这正是她从小一直想避免的事情。春草和姆妈的相同之处不仅限于骂陌生人，春草对待女儿的口气也仿佛是了她自己小时候受到的待遇。元元说肚子饿了，春草就突然变得像自己的姆妈一样：“她不耐烦地骂道，‘你饿死鬼投胎啊？！’ 骂完心里咯噔一下，怎么那么像姆妈啊？”[7]  这可能是春草失去自信心之后最大的变化。她从小一直承诺不会像姆妈那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她最后还是骂了元元就证明了这一系列的创伤对她的负面影响有多么深远。 尽管如此，春草一直没有放弃她内心最基本的原则。在极为残酷的条件之下，她还是会为孩子做出牺牲，这个原则一直没有改变。万万和元元的学费的那张存单象征了这个永远要好好照顾孩子的责任，春草把它交给父亲时解释说：“这是我自己攒下的，给两个伢儿做学费用的。我发过誓，无论什么情况都不动它。你帮我藏藏好。”[8] 春草宁可抵押房子也不要付出孩子将来的学费，这意味着她没有完全绝望。几乎失去了希望的时候，她更有决心地负起照顾孩子的责任，这给我们展现出母亲的角色对春草的影响有多么深。每当生活困难到仿佛把她推到悬崖的边上时，作为母亲的责任感总是会把她拉回来。 春草到了海州之后，她把照顾元元当成自己的基本目标与动力，为了女儿的身体健康继续辛辛苦苦地维持生计。她在路上卖炒货的时候，元元又说了肚子饿了，这次春草一听就又变成了以前那个非常能干、非常有决断力的自己：“春草一听知道她是饿了，连忙塞了把花生给她。元元吃着花生，还是不断地吸着清鼻涕，‘空空空’ 地咳嗽，让春草不忍。她终于下决心喊叫起来：‘炒花生啊！香喷喷的炒花生啊！’”[9] 从这时刻起，一直到她和何水远的重逢，春草越来越像抵押房子之前的自己。她在路上卖炒花生的经历显示出了她想好好照顾孩子的欲望，她把保证孩子的福祉看成自己生活中最重要的动力。 《春草》这部小说里的第十七到第十八章给我们展示出了一个新的春草，她本来的自信心不见了，本来的决心不见了，连本来的能力也几乎无法正常发挥了。可是不管如何，她最终没有放弃自己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作为一个母亲好好照顾孩子，为他们准备美好的未来。为了保证他们的福祉，她愿意打起精神来，继续艰苦奋斗。这两章让我们得知，不管生活有多么残酷，春草都会有决心承担自己对孩子的责任。 [1] 《春草》，第十七章，181. [2] 同上，187. [3] 同上. [4] 同上，190. [5] 同上，191. [6] 《春草》，第十八章，199. [7] 同上，198. [8] 同上，第十七章，194. … Continue reading →

从五十年代开始，许多中国农民的生活条件极为艰难。他们因为没有“非农业户口”，而不能让孩子上城市里的公立学校；因为工作条件不好，而面临各种健康与人身安全的问题；因为改革开放以后管理农民工的法律很复杂，而需要申请各种各样的执照，也很容易被罚款。《春草》这部小说展示了生活的种种艰难条件对农民工的负面影响。城市里的工作条件如何影响农民工关于金钱的想法？农民工是否认为像户口这样的社会制度不公平？在城市里生活的经济压力之下，春草和何水远越来越认识到钱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只要努力势必会成功，从来不质疑社会结构是否公平。 近几十年来，农民工在城市里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不过，小说叙述的故事发生在八十年代，这段时间在中国农民工发展史上具有较为特殊的地位。八十年代以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在这个制度下，政府对每个劳动者的劳动与流动都控制得非常严格。按照美国人类学家Arianne A. Gaetano的分析，在这个时代，没有非农业户口的农民在城市几乎无法生活下去：“国家政府通过单位分配基本的生活用品与服务，既有直接分派，又通过补助和配给票证来分配。因为这是唯一收到生活用品与服务的途径，所以人们在城市里如果脱离单位的话，几乎无法生存。”[1] 从1978年开始，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对农民移人口流动的现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八十年代，许多拥有农业户口的人选择离开家乡，利用新的经济模式去城市挣钱：“市场经济在八十年代重新建立之后，国家政府不能用当地户口与基本用品服务之间的相联来限制人口流动了，这是因为农民能在市场上买到生活用品，这样即使离开了家，也能活下去。”[2] 因为农村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他们希望在城市能够多挣钱，以便帮助留在家乡的亲戚。 不过，在城市里维持生计并没有很多农民工本来想象的那么简单。到了城市之后，农民工面临各种阻碍，从非常低的工资到非常高的生活费用再到雇佣者对农民工的歧视行为。城市里的居住许可和营业执照不但很复杂而且比较贵，从而很多农民工不免受到处罚，更不免遭到老板和腐败官员的欺骗。按照Gaetano的研究，女农民工尤其弱势，她们不仅需要付钱买 “婚育证”，而且打工的时候很有可能会遭受到歧视或者骚扰：“因为她们较为年轻，而且离亲戚较远，所以更依靠雇佣者，这让她们更容易遭到歧视和性骚扰。”[3] 大多数农民工没有工作合同，也没有保险，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也不能向政府报告。正如有些研究所指出的，被欺骗的农民工很少能通过正式的途径收回被克扣的工资：“虽然有不少政府机构可以为打工者提供帮助，但是由于机构的责任分工不清、中央规则和地方规则之间出现冲突、因文书处理、收回工资的费用高昂等原因，所以连特别有决心的人有时候也无法收回工资。”[4] 正因如此，如果一个农民工失业了，或者怀孕了，或者在工作地点受伤了，或者遭到了欺骗，她很有可能在城市无法生活下去，而不得不两手空空地回归家乡。 小说《春草》中的春草与何水远的人物形象象征了历史上八十年代的这一批农民工。烧毁了他们家乡房子的大火固然是他们流动到陕西省的理由之一，但事实上，吸引他们到城市去的工作机会早就存在，何水远早在大火之前已经想说服春草跟他去城市里卖被面，只有当家庭经受的经济压力变得实在难以忍受时，她才同意了。春草与何水远第一次坐火车的时候感到的是交融在一起的恐惧和兴奋，这个感觉应该非常现实，而且他们到了城市看到拥挤的马路，听到几乎听不懂的当地方言，就觉得晕头转向，这也是许多农民工亲身经历过的感觉。他们不懂管理营业的法律，一开业就忽然被警察抓住，要交罚款。他们天天努力，挣的钱仍然不多，到了晚上累得不能开口：“他叹息说，出师不利。要是以往，春草准会问，这四个字什么意思啊？现在她连口都懒得张了。”[5] 显而易见，在城市里，春草和何水远变成了那种水土不服、精疲力尽的农民工，工作条件很艰苦，得依靠别人的善意，一点经济保障都没有。 在这个情况下，春草对钱的看法是什么？她竟然还是认为钱能解决生活中的任何问题，她好像比以前对赚钱更加痴迷。春草住在孟家村时，在她的心目中，钱代表了她逃离家乡的欲望，赚钱是她唯一表示自己的独立性的方法，也是她唯一反抗母亲的方法。到了城市，春草的座右铭仍没有改变——只要能干一定能挣钱，只要挣钱一定能解决任何问题。除了她的能干和她的钱之外，春草什么都没有：“我一个字不认识，只认识钱嘛。”[6] 她的确有挣钱的才能，她很快就学会了贿赂经理、吸引顾客等等，她对此感到自豪。最令人吃惊的是，她以后有了孩子想叫他们 “何万元” 和 “何千金”， 这反映出她深深地相信钱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钱是万能的。至于何水远，他没有春草那么沉迷于挣钱，他毕竟强烈地反对春草提出的名字：“俗不可耐，俗不可耐 ….. 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叫这样的名字。”[7] 而且，何水远很怕为了挣钱冒风险。他虽然劝春草搬到北方买被子，也提出了开始个体户的计划，但面对风险的时候，他其实变得比较脆弱。比如住在表舅家时，他曾试图说服春草跟他一起回家乡，放弃卖被面的计划，这意味着他了解农民工面临的风险有多么大，对此感到恐惧。尽管如此，何水远也喜欢白日做梦，想象他赚钱以后的理想生活：“我们一定能赚好多好多的钱，两千算什么？我们要做万元户的，我们还要盖楼房，买电视机…..”[8] 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之下，春草和何水远并没有质疑钱的价值与作用，他们也没有质疑为什么这个社会让像他们这样的人那么难赚到钱，反而好像变得越来越倾向于消费主义。 春草和何水远这么重视挣钱，这种拼命要赚钱的心态对他们的生活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其实，在春草的生活中，只顾赚钱并不完全是一件好事。何家的房子之所以被大火烧掉是因为春草一个人彻夜编织竹篮，她为了多挣点钱，把自己累坏了，造成了不堪设想的后果。在陕西，她不注意表舅的警告，因为急于开始挣钱，所以随便在路上开始卖被面，结果受到处罚。在城市里作农民工已经特别冒风险，如果春草不顾一切地为了挣钱而挣钱，她很有可能会承受比罚款更严重的后果。 在城市里赚钱的风险这么大，而且金钱对春草的生活有了这么大的负面影响，她怎么还能把挣钱当成自己生活中最大的目标？其实，她挣钱的欲望根深蒂固，跟农村的经济条件有密切的关系。在春草贫穷的家乡，人们之所以拼命挣钱是为了维持生活而已，而不是因为他们希望发大财。春草小时候，她家里的钱很少，母亲总是说因为钱不够，所以她不能去上学，这是她渴望赚钱的根源：“钱！又是钱！我长大了一定要挣钱！春草咬着嘴唇，在心里发誓。”[9] 对童年的春草来说，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可以做。从农村搬到城市之后，她的本心并没有改变，而是她挣钱的能力改变了。她突然发现了自己是赚钱的天才，也发现了钱可以用来买各种消费品，因此，维持生活的希望自然地变成了发财的欲望。因为春草从小一直认为有钱的人什么都可以做，她一点也没有质疑社会结构公平不公平。对她来说，她是不是生活在不公平的社会制度之下并不重要，只要能赚钱就好。 在八十年代，城市里的农民面临了巨大的风险与压力。农民工当时面临的生活条件不但很艰难，而且很不公平，他们不能享有市民的经济保障和稳定生活。尽管如此，很多像春草这样的农民工还是决定到城市来工作，他们并没有认为自己的艰难生活条件不公平，反而在这个情况下更加相信了金钱是万能的，更加梦想发大财。《春草》这部小说向我们展示了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之下，金钱的诱惑会变得越来越强烈，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种“金钱之上”的理念所造成的社会制度与结构可能会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糟。 [1] Gaetano, Arianne M. Out to Work: Migration, Gender, and the Changing Lives of … Continue reading →

在《春草》这部小说中，春草在堂伯家打工时遭受到堂伯的性骚扰。虽然这个场景是小说里最令人震撼的一个部分，但春草回家后压抑了自己的痛苦，关于受到骚扰的经历她一句话都没说。她为何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堂婶，也没有告知父母或者向村长报告？父亲问她怎么提前回家了，她为何一直保持沉默？这几个问题涉及到多种社会现象，比如女子教育、传统儒家思想与男尊女卑的社会结构。在这几种力量的多重压迫下，春草无法开口，更无法保护自己，而只能默默地忍受自己的怨恨与委屈。这种保护自己的本能与社会要求个人忍受痛苦的需求之间发生了冲突，这个矛盾影响到了春草人生的各个阶段。 在二十世纪，基于儒家思想的观念仍然对普通人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传统思想轻视妇女的道德与才能，儒家经典作品中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儒家思想规定女子必须 “三从四德“，女人一辈子应该服从男人的命令。不管是父亲的、丈夫的还是儿子的话，她们都必须听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1] 更加令人吃惊的是这句俗话，“女子无才便是德。”[2] 换句话说，没有才能的女子才是有品德的女性。这种观念是父权社会压迫妇女的主要方法。无论是性格直爽还是有志向的女人在这个制度下都不得不嫁给男人，所以她们只能压抑自己的性格，服从男人的意愿。不管一个女人在心里有多么委屈，她都不能公然表示自己的不满。从这方面来看，儒家思想最重要的作用是逼迫妇女保持沉默，这正是父权制的基础。 从小说的开头开始，儒家思想对春草身边人的影响极为明显，春草的姑妈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虽然她的丈夫好几年前就去世了，但因为儒家思想说女人得“从一而终”，就是说她们一生一世得忠于一个丈夫，所以她一直没有再婚。全村人都像春草的姑妈一样遵从儒家思想。人们对女子教育的看法固然在1949年以后有所开放，但村里女人仍然得扮演 “贤妻良母” 的传统角色[3]，这意味着小说里的性别角色和古代社会的性别角色没有很大的区别。女人仍然得服从男人，如果受到男人的虐待或其他暴力行为，她们仍不能公然求助。要是一个女人没有受过教育，或者父母比一般的父母严格，她就尤其容易甘于传统的性别角色，这就是春草去堂伯家时的情况。 虽然小说里叙述的性骚扰与电视剧里的情节有一定的区别，但我们还是能从传统性别角色的角度来分析这两个不同的版本。在小说里，春草第一次受到堂伯的骚扰，她害怕得不能说话。堂伯第二次靠近她，企图进行性侵犯，她仍然害怕得只能说出四个字：“堂伯，我怕。”[4] 从这两个场景不难看出，害怕是她不把这件事告诉别人的原因之一。不过，还有两个更深刻、更隐性的原因。其一，春草一开始不懂犯错的是堂伯，她毕竟没有受到性教育，甚至以为遭受骚扰是她自己的错。她想，“她只是吓着了，有些委屈，又有些莫名的兴奋。她很想问问谁，出了这样的事是她不对还是堂伯不对？是不是十五岁的女伢儿不该长这样的胸脯？是不是被堂伯这样摸过就不是姑娘了？” 她这样把这件事情归咎于自己身上也反映出父权社会对遭受性侵犯的女人的态度，受害者常常会受到社会的批判，春草好像也害怕受到村里人的批评。其二，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春草的地位低于堂伯，以至于堂伯把春草的身体看成自己的财产。因为堂婶的地位比春草的高一些，她能替春草批评堂伯的行为，不过堂伯还是滥用自己的权力，他高声骂她：“你再胡乱讲讲看！”[5] 堂伯跟春草说的最后一句既是求情，又是威胁：“不要跟你姆妈讲。”[6] 堂伯以自己的性别地位作为武器，逼迫堂婶和春草保持沉默，这导致春草回家之后变得非常寡言，仿佛堂伯的那个隐形的武器还在威胁她。 在电视剧里，犯罪的不是堂伯，而是他儿子，也就是春草的堂哥。电视剧里的两次骚扰和小说里的比较相似，但是两个版本有三个值得讨论的不同之处。首先，春草高声地反对堂哥的侵犯，她甚至试图叫家里别人来帮她，虽然她没有成功，但她还是很明显知道堂哥在犯错，她一定知道这件事绝对不是她自己的错。其次，堂伯替儿子真诚地道歉。   这好像意味着社会上最有权力的那些人与人为善，虽说有的是“坏蛋”，但他们只是少数而已，整个社会制度没有任何问题。再次，春草回家后，她姆妈马上猜出在堂伯家发生了什么，毫不犹豫地跑到堂伯家对质。电视剧里的姆妈比堂伯强大得多，这意味着女人只要勇敢而自信，就能与父权制抗衡。总的来说，电视剧没有对社会进行真正的批评，在这一点上与小说截然不同。 春草在这两个故事版本里都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如果她服从父权社会的潜规则的话，她就无法保护自己，也无法发挥自己的才能。然而，如果她追求一种特立独行的生活，把自己忍住的心里话说出来，却会遭到社会的谴责，村里的父母都不会接受她嫁给自己的儿子。为了得到身边人的认可，春草只得不断地压抑自己，这当然会伤害她的心理健康，“一般情况下春草是不会生气的，她怕心口痛，那滋味儿太难受了。她学会了忍。实在不能忍了，还有喊。“[7] 显而易见，春草不能一辈子压制自己的感情。但不管春草花多少精力压抑自己的内心，村里人还是认为她不符合理想的性别角色。按照 “女子无才便是德“ 这种观念，只有那些跟 “贤妻良母 有直接关系的才能才算是 有“德”，任何其他的才能跟道德绝不相容。因此，春草身边的村民把她的独立看作是一件坏事。有的用生理上的歧视来解释春草不符合传统角色的行为，“这应该算是春草的第四个特点了：不懂风情。村里人这么说的。当然有的甚者，说她是个石女。春草不懂石女是什么意思，听了当没听。”[8] 还有的人认为春草独立的生活方式很可疑，“总之在大家心目中，春草这个姑娘是有点不寻常的，直截了当地说，是古怪的。”[9] 叫她 “石女” 或  “古怪”的人好像不能想象女人可以独立自主，她们认为要是春草最大的目标不是找丈夫，要是她不甘于自己的性别角色，就不算是一个正常女子了。 春草不知道怎么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她毕竟无法反抗整个社会男尊女卑的结构。喊出来是她唯一发泄怒气的方法，她这样喊就代表她反抗父权社会的欲望。不过，她还能想象另一种改善生活的策略——逃离姆妈，搬到离老家越远越好的地方，嫁给一位外地的老师。在春草心目中，她母亲是压迫的化身。她并不理解姆妈本来也是被压迫的女人，母亲之所以让春草符合传统性别角色是因为母亲已把男尊女卑的思想内化为自己的思想，而不是因为她想故意压迫女儿。春草逃离母亲的愿望反映出她逃离传统性别角色的梦想，她希望逃走之后能直接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不用再默默地经受性骚扰、承受委屈。她只有停止自我压抑才会感到真正的快乐。她能否在小说的结尾之前得到这种自由而幸福的生存方式呢？我们拭目以待。 [1] Wong, Yin Lee. Women’s education in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hina. …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