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生活是一部电影，那么中国农村女子被迫扮演的是最困难而又毫无光彩的角色。她们的责任包括生养孩子、给全家做饭、缝衣服、纳鞋底等等，然而她们的名字在演职员表上却出现不了。[1]除了需要承受身体上的疼痛与各种侮辱之外，农村妇女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从小接受社会灌输给她们的让她们感到自卑又身处局外的思想。
女人首要的责任就是为丈夫生孩子——不仅是生孩子，而是要生儿子。“喊山的女人唯一能昂起头的日子就是她生儿子的那天。在阵痛的折磨之后，她浑身大汗，听到的让她感到最骄傲和满足的话就是：‘出来了！是个儿子！’这一句是她能从丈夫那儿得到的最高认可，还能享受一碗糖水蛋。”[2]如果生的是一个女儿，就没有这个奖励。根据传统，一个家庭儿子越多就越有福气。为了这个目的，女人充当的就仅仅是一种“生殖工具”而已。[3]
因为旧时的农村没有节育的习惯，所以女子也受制于人类的繁殖过程。在《春草》这部小说中，连春草爹有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后都心想：“以后好不要再生了”，但春草姆妈后来还是无奈地又生了一个儿子。[4]虽然两夫妻同样没有指望再生第四个孩子，这件事情发生以后还是给春草姆妈增加了较大的负担。因为家庭里所有的家务都归母亲负责，每生一个小孩就意味着母亲要多喂一张口、多缝一套衣服、多补一双鞋子，而同时父亲的工作量则没有实际的改变，春草爹照样当会计拿薪水。男人之所以对生孩子的事情感到高兴是因为他们不必忍受生养的痛苦就可以享受有孩子的好处。历史学者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一位叫冯素梅的妇女在述说自己的生活时曾说：“在大部分的家庭里，女人支持计划生育，但男人不同意。”[5]
除了承担生养孩子的责任，妇女还要管家里所有的杂务。《春草》小说的作者裘山山为了显示出来姆妈怎么样“无休止地忙碌”而用“陀螺”这个词来形容春草姆妈[6]。母亲有干不完的活，但她们所做的对男人与全社会来说是看不见的，因此她们的成就也是不值得尊敬的。 美国历史学家贺萧教授（Gail Hershatter）发现：“在Z村，为了嘲笑女人可以在田里干男人的活儿，有些男人继续看不起家务。”[7] Z村的男人忽视了妇女有多么辛苦。丈夫干完活儿回家以后就可以休息，让妻子伺候他们；妻子自己却没有“下班”的时间，“开会的时候，男人什么都不干，但女人则在缝补。”[8]
社会用来形容男人和女人干活的词语也显示出来性别的不平等。因为社会使用的日常用语对人们的想法与态度有巨大的影响，这些细节是值得研究的。中文仔细地区分了女人不挣钱的家务和男人的有偿工作。“‘劳动’通常只用来形容种田和集体副业。类似于‘工作’这个词只描述带来薪水的劳动。家里的事情不算劳动，而是家务活。”[9]比如“他们一说‘上工了 [Time to get to work]，我就把活 [work] 放一边。”[10] 翻译成英文以后，这些细节上的区别都消失了。
在表面上，这好像说明过度重视男人的劳动这个现象在中国农村比在美国明显，但英语以前也有这样的分别。比如说，旧时的美国社会用“housewife”来形容做家务的女人，让女人属于家庭、充当妻子的角色。“Homemaker”是一个比较现代的词，通过把家务形容成有创造性的劳动而给了妇女更积极的一个角色。但“homemaker” 得到的尊重也仍然比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工作更少。在当前新冠疫情的情况下， 之所以许多女人辞去工作是因为她们被迫花更多时间照顾孩子，但这种牺牲往往得不到经济上的回报。虽然现代英语同样用“work”来形容女性和男性所做的劳动，女人在家里做的事情还是不被承认。这不只是中国社会的问题，而是人类所共有的问题。
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表扬母亲为家庭干的活，因为她们的血汗是其道德品质的象征。“在古代中国的无数故事中， 忙于干针线活的母亲形象代表了勤劳、充满爱心的牺牲与受苦。”[11]这种描述看上去可能很正面，但实际上对妇女的好处不多。因为社会就指望甚至鼓励女人干累死人的活，这样她们就更难以改变现状。 称赞妇女的劳动不但不能帮助她们减轻负担，反而让她们更心甘情愿地做出牺牲。再者，中国的传统社会虽然有时会表扬母亲为家庭干的活，但是那是用一种道德标准来衡量她们的血汗。
如果我们看《春草》这部小说中春草姑妈的形象，会觉得她完全不符合以上的描述。上面所提到的几种劳动方式她几乎一样都没有做。姑妈一生没有生养孩子、在春草爹家也不必做家务，可是她在家里还是享有较高的地位，所以她的角色值得更仔细的研究。她也有很强的自尊——跟普通农村妇女很不一样。从这个角度来看，姑妈似乎很幸福，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她还是跟别的妇女一样：没有自主权。
姑妈本来的人生之路跟春草姆妈很类似，可是她要嫁给的那个男人突然死了。“按当地风俗，她已经是那家的媳妇了，要再嫁的话需得婆家的同意。婆家一直不发话。而她为了养活弟弟，也舍不得退回嫁妆。”[12]所以姑妈连是否要改嫁的决定都不是由自己做主的，再加上她需要充当母亲的角色而照顾弟弟，这也阻止了她退回嫁妆。到弟弟结婚、公公婆婆去世时，姑妈已经是个“老寡妇”，找到一个好丈夫的前景越来越暗淡。这一部分是社会对妇女的态度造成的——姑妈年纪大了，生育能力差了，就更难嫁出去。再说，根据那个年代和当地的想法，除了结婚以外，女人没有更好的选择。姑妈可以跟弟弟一起住，但按照传统社会的想法不可能独立生活。她在弟弟家的地位比较高，享受和婆婆一样的待遇，但她没法离开孟家，由此看来她一辈子都没有真正的自主。姑妈自己提出了一位跟她情况类似的女人，“村西头上那个高高的牌坊，就是为[她]立的。”虽然这应该让她感到荣幸，但姑妈却说： “立碑的女人命太苦，死了还用石头压着，下辈子也难翻身。”[13]
从姑妈的例子来看，社会思想对农村妇女的生活有着巨大的负面影响。最隐性的挑战还是妇女因为社会的偏见而感到自卑的现象。六十年代的中国人绝大多数有重男轻女的思想。记者薛欣然在喊山时，观察到大部分在外面跑的小孩都是男孩子。她原来“以为这可能又是一个认可杀死女婴的村子，”这说明杀死女婴的行为在中国农村还是很普遍的。[14]当妻子又生了一个女儿以后，丈夫往往会说：“十个女儿都不如一个跛脚儿子。”[15] 总而言之，农村社会的言语和行为都表现出男尊女卑的思想。
女孩从小就面临别人当她的面持有男尊女卑的态度，甚至是她的母亲也不例外。春草姆妈从春草出生以后就开始侮辱她，经常叫她“小赤佬”、“死精怪”、“麻头鬼雎”、“犟头犟脑”。[16]在她应该天真无邪的成长阶段，春草不经意地认为自己比兄弟差，不相信父母应该平等地对待他们。“春草不嫉妒他们。哪有月亮嫉妒太阳的。”[17]
姆妈骂春草时经常提醒春草她总有一天会嫁出去：“黄檀树根养媳妇精”这个词一边是骂春草固执，一边是把她当作别的家庭未来的妻子。连在她出生的家庭里，春草都不觉得有归属感。这种想法在中国的农村里不少见：“村里所有的姆妈都认为，女伢儿是替别人养的。”[18]但嫁到夫家以后，妇女仍然是一个局外人。春草姆妈的生活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她嫁到孟家以后，每天跟姑妈无休止地吵架，不断有人提醒姆妈她不算孟家的人。姑妈说：“你以为这几个伢儿是你的？都是我们孟家的！不是我们孟家娶了你你会有囡？”[19]无论在出生的家还是丈夫的家，女人永远被看作为局外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重男轻女的态度是农村妇女所面对的最严重的挑战。这是一个很抽象，但同时也很具体的问题。跟身体上的压力来比，心理上的压力更难解决。为了提高农村女人的地位，首先需要发展经济。妇女在家忙碌而且阻止女儿上学的原因主要是经济上的压力。为了减轻社会对农村妇女身体上的负面影响，必须要先发展经济——在经济上解放妇女的压力以后，她们才能摆脱不能养活家人的困难。
但光有经济发展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即使减轻了家务负担，如果人们没有真正地改变思想，在社会眼中，无论读过书还是没读过书，女人都没有用，因为女孩儿的用处就是嫁给别人。春草姆妈的经历就是如此：她虽然高小毕业，但仍然被嫁给春草爹。[20]最惨的是，春草姆妈虽然怨恨她生活里没完没了的家务，但她还是接受自己的女儿会经历一样的人生轨迹 。养孩子时，父母自然会期望孩子的生活条件比自己的好，要孩子避免父母所经受过的痛苦。春草姆妈说：“[上学] 是能当吃还是能当穿？就因为我自己这个样子，我才不想让她读了！”[21] 这句话显示出了她对自己生活的遗憾——她因为上过学，却仍然没办法自谋生计，于是就不想春草跟她一样浪费时间。我相信春草姆妈不是存心要女儿没有前途，但她无意间耽误了春草的成长。总的来说，母亲从自己的经历得出的结论就是女人在农村社会里只能做家务，所以她们教育女儿的时候就灌输了这种思想。女儿长大以后很可能相信同样的事情，这样整个社会就产生了恶性循环。
怎么能打破这个恶性循环而改变人的思想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在历史上，很多社会改善的例子都通过比较开放的人团结起来并发表他们的看法。如果像春草一样动力强的女人可以跟很多像她一样的女子一起发出声音，或者成功以后用自己的生活当例子，社会有可能就会开始接受事实：女性不但有能力，而且值得尊敬。
在《春草》的故事里，姆妈、姑妈和春草都象征了不同的中国农村女子。姆妈的家务负担与生育经历体现了社会对女人身体上和生理上的压力，而春草的自卑心理表示了妇女心理上承受的负担。姑妈虽然在某些方面地位比较高，但她的生活实际上也受到社会思想的限制。春草的故事之所以有意思就是因为她没有屈服于社会对她的期待。无论是由于性格也好，运气也罢，春草后来从农村到城市的故事，其实是要逃出社会给她规定的角色，而她要战胜社会的双重挑战，路还很长。
[1] 裘山山，《春草》，第一章。
[2] Xinran, trans. Esther Tyldesley, The Good Women of China: Hidden Voices (New York, NY: Pantheon Books, 2002), 234. “The only day a woman of Shouting Hill can hold her head high is the day she gives birth to a son. Drenched in sweat after the torment of labour, she hears the words that fill her with pride and satisfaction: ‘Got him!’ This is the highest recognition of achievement she will ever get from her husband, and the material reward is a bowl of egg with sugar and hot water.”
[3] Xinran, 232. “Reproductive tools.”
[4] 裘山山，《春草》，第一章。
[5] Gail Hershatter, Gender of Memory, “Moth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4), 208. “I shed a lot of tears when I was a cadre, says Feng Sumei… In most families, women agreed with the family planning, but men did not.”
[6] 裘山山，《春草》，第一章。
[7] Hershatter, 186. “And yet, in Village Z, some men continued to make light of domestic work in order to make fun of the idea that a woman could do a man’s job in the fields.”
[8] Hershatter, 187. “Men did nothing during the meetings [while women sewed].”
[9] Hershatter, 186. “‘Labor’ was usually reserved for field work and collective sideline production, just as the term ‘work’ (gongzuo) referred only to salaried labor. What went on in the home was not labor, but domestic tasks (jiawu huo).”
[10] Hershatter, 192. “As soon as they said, ‘Time to get to work [shang gong],’ I would put the work [huo] aside.”
[11] Hershatter, 191. “In countless stories from imperial China, the figure of the mother busy at needlework had embodied industriousness, loving sacrifice, and suffering.”
[12] 裘山山，《春草》，第二章。
[13] 裘山山，《春草》，第二章。
[14] Xinran, 234. “… thought this could be another village in which female infanticide was practised.”
[15] Hershatter, 201. “Ten daughters in flowered clothes are not worth one crippled son.”
[16] 裘山山，《春草》，第一章。
[17] 裘山山，《春草》，第三章。
[18] 裘山山，《春草》，第一章。
[19] 裘山山，《春草》，第二章。
[20] 裘山山，《春草》，第一章。
[21] 裘山山，《春草》，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