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草跟孩子在河边一起喊。《春草》，第二十六集，场景七，0:32.
在《春草》这部小说中，每一个情景都是从春草的角度叙述的，春草的视野就是小说故事的边界。年轻的春草一心只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而一点也不在乎别人的生活，小说的前半部分讲的都是跟春草有关的事情，比如姆妈对待她的态度、村民关于她的闲话等等。到了城市之后，春草沉迷于赚钱，因此我们很少得知别人的生活，小说一直以春草的经历作为主要线索。这表明了她比较具有交易性的世界观，除了丈夫与孩子之外，她不太关注别人的问题，负起对别人的基本责任就够了。不过，在第二十二章中，三十多岁的春草终于开始注意到身边人的不幸，作为读者我们也能瞥见小说配角的生活有多么辛苦。春草开始同情身边人的厄运，这一变化反映出她的世界观拓宽了，她不只是为了万万元元而活的，她也愿意帮助姆妈、水亮等吃过苦的人物。由此春草的世界观从具有交易性质的逐渐转向一个具有同理心的世界观，这一心理变化可以被视为春草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春草为什么从小就抱着一种交易性的世界观呢？这跟传统男尊女卑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春草小时候受到了非常不公平的待遇，她在家中的地位一直比兄弟的低多了，她早就发现了交易是她唯一能追求自身利益的途径。她为了给自己买好吃的而把头发卖掉，为了能上学而绝食，从这些行为不难看出，年幼的春草早就决定不想受制于父权的压迫，她要把握每一个机会积极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她第一次回到家乡时，这种自我中心的态度极为明显，因为在城市里发了财，所以她一直想跟别人比，她不在乎村民的生活条件怎么样，只关心自己在他们面前出风头。
不过，春草第二次回归家乡与第一次截然不同。与上次相比，这次回家她的心情复杂多了，她不知道自己应该感到自豪还是羞愧：“那次是‘衣锦还乡’。这次算什么？. . . . . 她只觉得有点儿偷偷摸摸的味道。房子永远归了别人，欠债出逃的阴影还一直在心里压着，春草很不愿意让人知道她回去。”[1] 春草放下了从前的骄傲，开始注意到阿明和自己家人的生活有多么悲惨。这是件破天荒的事，她以前只会注意那些关系到自己的事情，比如何水远欠了债、婆婆病重了等等，其他的事她都满不在乎。这次春草主动探问了孟家村最近的消息，发现农村生活竟然没有以前那么简单：“农民们千百年来热爱的土地已被嫌弃，因为种地无论种多好也要受穷，每年从地里收上来的还不够交税和提留款，所以凡是能走动的，都抛弃土地进城打工了。”[2] 农村经济的解体已影响到了春草所有的亲人和朋友。比如春草的二哥春风，他本来在农村呆不住，去了城市之后就开始做非常艰苦的劳力活，最后他的身体与心理健康都在巨大的压力下崩溃了。大哥春阳虽然没有去大城市打工，但也遭遇了厄运。因为村子的经济情况越来越恶化，所以村长开始向阿明的工厂增收不公平的款项，这使春阳与村长之间爆发了冲突，他受不了在村子里过日子，最后不得不离开父母跟媳妇一起远走他乡。在九十年代的中国，很多农民虽然没有犯任何错误，但也避免不了像春阳、春风那样 “倒霉” 的命运。
春草是如何理解两个哥哥的厄运的呢？回到农村以前，春草准备了一个分四步走的人生计划：第一个步骤是挣钱，第二是还债，第三是把万万接回来，第四是继续挣钱以便攒下孩子的学费。她认为只要按照这个计划行动，一定能过上好日子：“春草很明白自己的命 . . . . . 一个一个的目标老早在她前面排好了队，等着她去把它们一一拿下。”[3] 不过，春草发现两个哥哥没犯任何错误却也遇到了倒霉的事，她不能像以前那样任由命运安排自己的生活。春草跟阿明的谈话显示出了她这种心态上的变化。阿明说他的媳妇生病了，他们不得不把全部存款用在治疗上，这个消息引起了春草的同情，也让她对以前的嫉妒心进行反思：“如今听到阿明遭了那么多磨难，她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她并不希望他倒霉，她只是希望自己比他过得好一些。“[4] 看来春草对以前自己的自私和个人主义的态度产生了一点悔意。
春阳、春风和阿明媳妇的厄运都刺激了春草的人格发展，她从一个只顾赚钱的人逐渐演变成一个有良心、有同情心的人。春草把一千元给水清来付水亮的学费，这是春草心理变化的一个证据。不过，最令人吃惊的是春草给姆妈送的那笔手术费，小说的这一情节值得更深入的分析。
何水远躲债之前，春草已经有给父母寄钱的习惯。不过，她这次给母亲钱的性质跟以前完全不同。她以前寄钱是为了负起对父母的基本责任，而她这次的行为则超过了正常的赡养老人的范畴。首先，春草没有以前那么富裕，现在她连给孩子交学费的钱都没有，因此牺牲五千元尤其令她难受。其次，姆妈不断地说不要收女儿的钱，显而易见，春草并不是被迫送手术费的，寄钱是她自己的选择。再次，在中国八十年代的医疗改革制度之下，农民自己需要承担的治疗费用越来越高，像姆妈这样的中年农民必须得依靠孩子的帮助，要不然根本负担不起极为昂贵的治疗费。据报道，这种负担在农村比在城市重多了：“农民的平均收入不到市民平均收入的一半，他们却得付钱才能使用医疗服务，这就加重了病症给他们带来的经济负担。”[5] 要是没有春草的资助，姆妈无法开刀，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说春草的行为达到了孝顺最高的标准。
由于上述缘故，我们应该把春草给母亲寄钱的决定看成她个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 “里程碑”。根据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分析，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交换不外乎两种：一是 “利他型交换”，二是 “交易型交换”。前者指的是“成年孩子关心父母所得到的福利”，后者指的是“成年孩子把交换当作父母付出过资源的回报，或者把交换当作父母抚养他们的补偿。” 不过，在我看来，春草和父母的关系并不属于这两个范畴。在她的生活中，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不管她对父母的待遇是 “交易型的” 还是 “利他型的”，她都受到孝顺这一儒家思想的束缚而尽其作为子女的义务。她在这几章中的人格发展都发生在受儒教思想影响的范围之内。
虽然春草本来的世界观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但她一直想负起对父母的责任。姆妈抱怨家里四个孩子都不孝顺之后，春草的心里话显示出了自己孝顺父母的想法：“白吃白养的是他们仨，你从来就没想过要靠我，你从来就把我当外人看的。你要是对我也和对他们一样，我才不会不管你们，我会守在你们身边的。” 她赡养父母的欲望超过了儒家思想对女儿的要求，按照传统的性别角色，赡养父母一般是儿子的责任。显而易见，春草之所以决定要给母亲寄手术费不只是因为因为这是儒家思想对她的要求，也是因为她对母亲感到一定的亲情与感恩。不过，既然母亲对待她的态度一直不好，春草从来没有表示出自己想要孝顺母亲的心意，连自己对母亲的亲情都从来没有承认过。
那么春草为什么在面对手术费这么大的问题时才表示出对母亲的亲情？在一定的程度上，这是因为春阳、春风和阿明媳妇等人的厄运让她产生了同理心，让她觉得自我中心的世界观是错的。她态度的变化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元元跟她说了一声 “我爱你”。春草一听女儿这么说，就发现自己心里原来也充满着对母亲的爱，在那一刻她的心理变化过程终于完成了：“春草的眼泪一下被女儿喊出来，她一把抱起女儿，也喊：‘我爱姆妈！’ 她的声音突然哽咽，心里说，姆妈，我要给你治病！我要让你活下去！” 虽然她给母亲治病并非是她本来的生活规划，但这不但没有让她感到伤心，反而让她开心极了。她终于意识到了自己对母亲的亲情，放下了心头一直背负着的怨恨，这让她感觉如释重负。
在短短的几个星期中，春草从一种交易性的世界观转到一个同情别人、愿意帮助别人的心态。春阳、春风、阿明媳妇和姆妈的厄运都让她意识到每个人的命运是不可预测的，从而让她开始后悔自己以前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由于这一心理变化，她终于放下了对母亲的怨恨，终于表示出了自己孝顺母亲的心愿，也终于承认了自己对母亲的爱有多么深刻。
[1] 《春草》，第二十二章，250.
[2] 同上，252.
[3] 同上，249.
[4] 同上，253.
[5] Shi, Leiyu. 1993. Health care in China: A rural-urban comparison after the socioeconomic reforms.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71 (6), 732. “Thus, the rural population, whose income, on average, is less than half that of the urban population, now has to pay to use medical services, increasing the financial burden imposed by ill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