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地域歧视比较：城乡差别与贫富差距

中国和美国都存在着地域歧视现象。 在中国，城乡人民之间有差巨大的社会地位差距，农村人口缺乏城市居民所享有的权利并且常常在社会中受到歧视。 而在美国，住在经济水平低的社区的人口（主要由低社会经济阶层或少数族裔组成）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受到歧视。 首先，我将以《春草》中春草受到的歧视为例概述中国城乡人口之间的地位鸿沟。 然后我将通过社会学和医学研究，来阐述美国低社会经济社区与高社会经济社区之间的差异与歧视现象，特别着重于三个方面：制度性歧视、个体性歧视和健康差异。

在《春草》这部小说中, 虽然春草比任何员工都更加努力甚至被评为劳动模范，获得客人们的称赞并提高了商场的经济效益，免费帮其他员工卖商品，但人们仍然看不起她，仍然只觉得她是个“土里土气的乡下女人“。春草对自己也有同样的评价，总是把自己当作外地人，从来没有考虑过长期居住在城市中的可能性。 她过新年回老家时对姆妈说“等钱赚得差不多了，我们再回来。我们总要回来的，城里又没有我们的家“。就算在城里挣了不少钱，也不可能在城里买房子的，因为春草在自己和社会的眼里永远是从外面来的人。这种想法是由于中国的地域歧视现象造成的。

地域歧视是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这是一种基于一个人居住或出生地区的歧视形式，而在中国这种歧视主要是针对农村地区的人。根据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等级制度可以被划分为十个阶层，而农民在最底下的阶层。 农民不是指从事农业工作的人，在中国独特的户籍制度下，任何拥有农村户口的人无论职业是什么，都仍然是农民。中国的户籍制度于1958年开始实行，是一种现代的人口登记方式。 这种制度具有三大功能：控制内部移民、管理公共安全以及维护社会稳定。 但同时中国的户籍制度剥夺了农民城市居民所享有的权利和利益。这种制度是由政府政策与法律机构制定的。例如，政策规定农民不能享有与城市居民同样的选举权（一个城市居民票相当于四个农民的选票）、取得工作的权利以及子女所享有的义务教育权利。这些都是今天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和针对农村的歧视现象的原因，也是中国更进一步现代化过程中的巨大障碍。在美国和大多数的其他国家中，歧视都是针对少数族裔的。 而中国歧视的农村人口是多数人口：中国农民现在约为8.7亿，占中国总人口的68％。 在二十一世纪，最知名的被歧视的人群是河南省的人口。他们在社会上往往被看为是不诚实的、贫穷的人，而受到不公平待遇。^[1][2]

美国也存在地域歧视的现象，但是受到歧视的对象与歧视的类型是不同的。在美国，地域歧视的对象是贫困人口、少数族裔，而他们所面临的歧视也是制度性的。研究显示在美国少数族裔由于其受到的歧视而更有可能同时也是贫困人口。美国的贫富差距是世界上最大的之一。而因为这种贫富差距，美国的贫困人口（大多数是少数族裔）都往往聚集在特定的某些地区。而造成对这些人的制度性歧视则是社会里存在的一些制度或控制某一群人的政府行为或社会态度，例如医疗保健体系、教育、金融与警察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美国出生或居住的地方会造成巨大的权力失衡。这种失衡影响了贫困人口、少数族裔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许多微小到人们从未考虑过的因素！研究表明，在美国，少数族裔更容易陷入贫困。要是一个人出生于较高的社会经济阶层，如果他是一位少数族裔，他则更可能失去他的地位与财富。如果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低，他往往只能住在社会经济水平低下的社区，这个因素将影响他们生活中的所有方面，最终使他在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出现问题。首先，经济水平低的社区从政府获得的资金会比其他社区少。由于资金短缺，社区的重要机构，比如学校、社区中心、图书馆都会资金不足。特别是学校资金不足会使学校的教育质量越来越差，因为学校没有足够的钱为学生提供健康、营养的午餐，而老师报酬低下又过度劳累。学校不但吸引不到更好的师资，也没有资金来提供高级或创新课程，这些都造成这些学校的学生学习的课程水平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由于贫困社区与其他社区的距离，人们也没有去另一所更好的学校的选择，并且也买不起汽车来送孩子去本社区外的学校。即使有些人负担得起旅行费用，让孩子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但这些孩子他们得花很长时间上下学。研究显示这种通勤时间导致人们的健康状况较差而压力水平也更高。更令人愤怒的是，这些教育上的阻碍在经济水平低的社区是美国普遍的现象。这使住在这些社区的人们更难取得较高的教育水平，更难找到工作，更难获得更高的收入，更难积累他们社会资本。^[3]这样的现象就会造成住在低经济水平社区的人们无法脱离他们出生时的社会阶层。 很多研究结果表明一个人要在美国改变自己的社会阶层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因为人们改变不了自己的社会阶层、没有办法从这种社区搬出去，地域歧视与这种歧视带来的不良影响又会发生在他们的孩子身上，这种循环又持续到下一代。

因为他们的种族或社会经济地位，住在这些社区的人们也更容易遭受个体性歧视。个体性歧视就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基于他的背景所持有的偏见与歧视。例如，在2020 年最新研究中，社会学家Mujic和Fritters发现当人们乘坐公共汽车假装自己的交通卡上没有钱，声称一旦下车便会付款时，公交车司机给白人顾客，或看起来有钱的人（穿西装）、或爱国的人（穿军装）免费乘车的可能性比给黑人的增加两倍。结果显示虽然爱国的外观很重要，但是种族仍然会影响可不可能免费乘车：穿着军装的白人有97％的可能性免费乘车，穿着军装的黑人有77％的可能性免费乘车。然而，在研究中种族没有影响看起来有钱的人：穿着西装的黑人和穿着西装的白人都有一样免费乘车的几率。在公交车司机是不同种族并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这结果仍然相对相似。这项研究表明，个体性歧视是司空见惯的，而且也在看起来是无害的，诸如乘坐公共汽车这样的日常生活情况中发生。^[4]此外，一项针对222名居住在美国南部农村地区的男性黑人的研究发现，与其他群体相比，男性黑人更有可能遭受种族歧视，而许多微型攻击的聚集效应会导致抑郁症状的增加。个体歧视及其对不良心理健康的影响往往是由于美国地域歧视造成的。^[5]总的来说，这种个体性歧视对心理健康有负面的影响，成为美国地域歧视现象的一个重要方面。

除了以上描述的社会方面和心理健康的研究，这种地域歧视对身体健康也带来其他严重的影响。从本质上讲，生活在低经济水平社区的人口（主要是贫穷人口、少数族裔）的预期寿命比生活在高经济水平社区的人低。换句话说，住在低经济水平社区的人民更可能过早死亡。过去十年的医学研究支持了这一点。医学专家发现，生活在低收入社区的人比生活在高收入社区的人承受更大的压力，而且前者平均而言一生都再不停地经受压力。^[6]长期不断的压力是指长期持续地感到压力并不知所措的感觉，症状包括身体上的疼痛和酸痛、失眠或虚弱、社交减少、思维不集中。研究表明，在美国所有的儿童中有21％生活处于贫穷状态，导致年幼时对食物、家庭冲突、以及无家可归的担忧。孩子在童年时期有这种烦恼与负担会使压力累积到高潮。医学研究发现这种沉重的压力实际上对大脑有毒：当压力激素的水平升高并持续数天以至于数周时，激素的水平实际上会干扰大脑脑回路的发育，并干扰神经元连接的发展。从长远来看，这会对大脑造成永久性的化学性损害。同时，人们在成年期经历长期压力也会对身体健康产生同样严重的后果。当成年人经历压力时，大脑会感知到威胁并向肾上腺发出信号来释放身体里的压力激素，包括皮质醇。皮质醇会引起葡萄糖充斥血液、加快心率、增加血压、并使身体保持警觉。当成年人经历长期不断的压力时，身体会长时间处于机敏状态，产生皮质醇过量，从而损害免疫功能，抑制记忆功能，甚至导致大脑区域萎缩。长时间激活身体的压力通道也会影响人们身体的心率调节能力，处理胰岛素和葡萄糖的能力，并增加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这也会提高得其他传染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和某些癌症的可能性。所有这些负面影响都会导致人们健康系统的损害，增加疾病的发病率并加速衰老。为了证明这一点，科恩（Cohen）博士的团体进行了一项研究。他的研究小组将一群健康的人口随机分组，然后在实验室使他们通过鼻孔暴露于病毒。这项研究发现收入低或没有房屋所有权的人更可能经历长期压力，而且这些人在研究中更容易因为暴露于病毒而感冒。因为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有一些压力，可能有人会争辩说，那些住在高收入的社区，在社会中地位高的人，例如公司首席执行官或政府官员，也会像住在低收入社区的人一样经历长期不断的压力。确实，社会中地位高的人通常会担任高压力的工作，甚至管理着成千上万的人，他们工作上的决定会影响数以百万计老百姓的生活。但是，事实是长期不断的压力以及它对人们健康的影响在社会等级制度中仍然还是一种不平均分配。医学研究专业人士说，因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生活，并有能力为自己创造最佳环境，压力没有像对低收入社区的人那样对他们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即使他们可能有高要求的工作，他们仍然具有能力与资源控制他们的压力。 在不工作的时候，他们有时间运动，选择购买健康食物，休息或休假。总体上，住在高收入社区的人会享有拥有健康生活、延长寿命的选择。相比之下，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人几乎无法控制或掌控他们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7]

综上所述，中国和美国都存在着地域歧视现象，虽然其造成的历史原因与具体表现不尽相同，但是都呈现出制度性歧视与个体性歧视的现象，这是两国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最近在中国面临新冠病毒传播的疫情中，湖北居民和非洲移民因为政府实行防止疾病传播的政策而受到歧视性待遇。例如，非洲移民被拒绝在旅馆住宿，被迫在广州的城市街道上睡觉并被警察骚扰。随着政府解除因冠状病毒在湖北及其首都武汉的封锁，最近仍有针对湖北人的歧视事件。^[8]无独有偶，在新冠病毒的疫情中，美国的少数族裔和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群体在生活中遭受到了高比例的负面影响。研究表明，少数族裔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得新冠病毒的发病率较高，而这些病毒案例通常集中在社会经济水平较低的社区，这些地区有能力提供治疗的医疗服务也较少。研究发现，在新冠病毒的疫情中，美国的少数族裔和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群体的压力水平、不良的精神健康状况、吸毒使用以及自杀意念率都有所增加。^[9] 这些群体也更有可能失业，更扩大了美国巨大的贫富差距。 总而言之，由于新冠病毒的传播，地域歧视问题被放大了，而两国的政府必须做出更多努力来解决这些制度性歧视与个体性歧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