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划时代的研究《心的习惯：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与承诺》中，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指出：“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 ”。[1] 这是形容美国社会结构特色的名言之一。美国的确是民主与自由之地, 虽然从表面上看美国总是持个人主义价值观而美国人的婚姻是一件浪漫﹑解放的事，但是实际上美国社会关于爱情、婚姻的观点其实在过去的两百四十四年的历史上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美国和中国价值观的差距像两国之间七千英里的距离一样大，但是中国社会在爱情、婚姻上其实持有与美国相似的观点，只是中国观念转变的阶段比美国晚。比如说，在《春草》这部小说中，尽管春草的母亲对春草和她爱上的何水远的婚姻持气急败坏的态度，春草仍然能做出自己的决定说“我愿意把自己嫁给他”。春草和何水远的自由恋爱并且在婚姻上成为对方的合作伙伴就像美国1950年代的婚姻类型。为了证明这个论点，我首先会介绍美国和中国的婚姻规范如何都在重大的历史事件影响下转变了。在美国，婚姻从同伴婚姻转变成个性化婚姻。在中国，婚姻从包办婚姻转变成同伴婚姻，并在未来可能逐渐成为个性化婚姻。其次，我会回答一个有关两国相同或不同之处的大问题：婚姻重要吗？通过社会学的统计研究，我会比较现代美国和中国社会对婚姻持有的态度和行为，也分享一些关于婚姻观有意思的研究发现。第三，我将调查美国人和中国人寻找配偶时最重视哪些因素。[2]美国和中国之间在价值观和婚姻观念上有极大的不同，但是社会科学研究模式表明，随着中国变得更加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中国的婚姻趋势似乎正在追随美国的脚步。然而，这种趋势不是一个整体现象，而是根据各个地区与文化，比如城市或农村，有着不同程度的变化。
美国和中国的婚姻规范都曾经在重大的历史事件影响下发生了转变。在美国，婚姻从同伴婚姻转变成个性化婚姻。在五十年代的美国，随着第二世界大战结束和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郊区城镇和社区在每个州建立起来，而这些郊区创造了一个支持和睦家庭结构的环境。在一个典型的郊区家庭中，丈夫每天出去赚钱养家糊口，而妻子是家庭主妇，留在家里打理家务。这种夫妻关系使婚姻毫不费力地顺利进行，让夫妻成为同伴、恋人、朋友和合作伙伴。这创造出社会学家所说的同伴婚姻。 这时代的婚姻给夫妇满足感，而婚姻不再是一种维护社区联系和生存所必需的结构性制度了。这个变化显示在调查的统计数据里：在一九五零年，已婚妇女的比例在二十世纪是历史上最高的，约为百分之六十五，而离婚率不到百分之二十。这个模式似乎是因为那时社会给人们的婚姻压力以及对离婚有耻辱感而造成的，但是五十年代的婚姻成功率仍然比七十年代的高，证明了那时的婚姻大多都非常成功。[3]这个时代的成功婚姻是矛盾的，因为它最终导致将来出现了更多婚姻问题。这是一段社会压力仍然存在但家庭结构开始发生变化的时期。关于这个时期，美国社会科学家安德鲁·切林分析说：在这段历史过渡时期，人们意识到自己对婚姻的满意程度，所以开始思考自己的情感与自身发展的需要。人们不用再花更多时间建立家庭而也能获得满足感了。最后，美国的同伴婚姻规范转变成了个性化婚姻。[4]
在中国，婚姻从包办婚姻转变成同伴婚姻，并在未来可能逐渐转变成个性化婚姻。中国的婚姻趋势似乎正在追随美国的脚步，只是这个转变发生在不同的时段和历史背景事件下。中国传统婚姻方式是“包办婚姻”：婚姻是由父母做主的。 在那个时代的婚姻里，女人完全没有权利，一辈子都得对丈夫唯命是从。令人更义愤填膺的是那时的一夫多妻制允许男人结婚后可以再娶小老婆。到了民国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自主婚姻。在六十年代政府废除了一夫多妻制后，那段时间婚姻以阶级成分为基础。阶级成分的意思就是男女都要与阶级成分好的人结婚。社会也开始有自由恋爱。在《工厂女郎：在变化中的中国从乡村到城市》一书中，一位参加东莞交友俱乐部（一家婚介所）的男人勇敢地说他在寻找“一个我可以爱的人，一个会爱我的人”。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婚姻的基本观念又改变了。丈夫和妻子在婚姻里的关系从过去的包办婚姻转形成了同伴婚姻。在婚姻里男女对双方持平等尊敬的态度，成为对方的同伴、恋人、朋友和合作伙伴。比如说，在《春草》中，春草和何水远俩人都努力工作以赚钱，并且在困难的时候支持对方。春草从事劳动工作，而她的丈夫则利用他的知识和教育来提出好的主意。从那时起，男女结婚也以经济地位为基础，人们寻找婚姻伴侣开始重视对方的品才、知识水平与经济地位，也希望与上层阶层或地位比自己高的人联姻。[5]这也就是我们在《工厂女郎》一书中看见的：“交友俱乐部”的成员都在卡片上写出他们理想伴侣的特点，职业、身高、体重、健康状况，政治身份，是否有房产，以及家庭成员的健康和财务状况等。这种模式使我相信中国将来会慢慢走向个性化婚姻，因为人们慢慢地开始寻求他们婚姻里想要的东西。但是现在的中国社会绝对还没有达到个性化的婚姻。据研究，虽然许多农村妇女渴望与上层阶层或地位较高的人联姻，但是只有约百分之二十的农村女性人口的这个愿望能够得到满足。研究发现与相同阶层的人结婚是最普遍、最受欢迎的。研究结果也表明，要是农村妇女婚前把自己的农村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她们更可能与各种上层阶层或地位高的人联姻，开创更美好的未来。也就是说，她们更可能嫁给经济独立、有城市户口或来自富裕家庭的男人。这个分析控制了所有其他的因素，像妇女的家庭地位等。总的来说，中国的户籍决定了妇女在婚姻市场上的地位。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个研究还是有局限性。首先，最近几年政府的政策减少了户籍的福利。其次，如《工厂女郎》中提到，许多女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仍然还是在城市中生活，所以虽然她们没有城市户口，但是她们比其他人更有机会认识上层阶层的男人。[6]最后，虽然现在中国婚姻缓慢地朝着个性化婚姻发展，但是变化程度因各个地区与文化而异。
现在的中国和美国对爱情、婚姻所持的态度在许多方面相同，但也有许多不同之处，例如在“婚姻到底还重不重要”这个问题上两种文化截然不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全球的结婚率，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结婚率，下降了。 在2019年，美国的结婚率创历史新低：每一千未婚的成年人中，只有三十三个人结了婚。 但更令人震惊的是，在2019年的中国，结婚率下降至每千人中只有六个人结了婚。这个比例比二零一三年下降了33%，是十四年来最低的水平。中国官员说结婚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一九七九年控制中国人口而采取的独生子女政策。由于出生率减少，未婚成年人的人数也减少了。[7]但另一个原因是未婚成年人对结婚的兴趣减少了。 比如说，在2010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的一项调查中，61%的美国未婚成年人表示愿意结婚。自2010年以来，表示愿意结婚的比例并没有明显增加，但现在有较大比例的人表示不确定愿不愿意结婚。[8]在美国未婚成年人中，不结婚的原因在各个年龄段之间的差异很大。十八至二十四岁的成年人最常提出的原因是他们年龄太小或不愿意安定下来。二十五至三十四岁以上的更有可能说没有经济能力或未找到符合的人。相比之下，《人民日报》的一项调查发现，有29.5%的中国受访者说未婚的原因也是没遇到合适的人，而23.4%的人说没有准备好承担起建立家庭的责任。[9]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主任施志磊说，这些回答可能是因为现在人们更晚结婚的趋势和生活成本的上升造成的。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寻找伴侣更加困难，因为人们工作的时间更长，工作压力更大。研究显示有近五分之一的夫妻每隔几年才能见一次面，使夫妻培养爱情变得比以前困难得多。[10]
中美婚姻文化之间最大的差异之一是人们找谈恋爱、结婚的对象时的标准不同。[11]首先，与中国农村妇女希望与上层阶层或地位较高的人联姻类似，201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女性也认为男人是否是好伴侣要看他在财务方面的能力。 大约十分之七的美国女未婚成年人表示男人在经济上有能力养家是非常重要的，而只有十分之三的美国男未婚成年人对女人有同样的要求。 然而，美国婚姻没有中国文化那么重视经济能力。根据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爱情是美国人结婚的首要原因（81%），而只有百分之二十八的人看重财务稳定。[12]
综上所述，美国和中国相似之处在于它们的婚姻规范都曾经发生过改变。这种趋势在以不同的速度和历史背景下发生。现在中国和美国的结婚率都下降了，而中国结婚率下降得比美国更快。结婚率下降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例如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而这也许造成了两国的区别。在这两个国家中，老年人与年轻人对婚姻态度都有所不同。 通过初步的研究，我们也发现中国文化在婚姻观上比美国文化更重视经济能力。基于两国在婚姻观上的异同，我认为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要是中国社会在婚姻方面上继续朝着目前的方向发展的话，中国逐渐会变得与美国更加相似，变得更加“现代化”。当然这需要很长时间，因为中国与美国仍然存在系统性的差异，例如中国农村女性有着与上层阶层或比自己地位更高的人联姻的标准。一旦这结婚标准消失，中国将更像美国。总的来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相似之处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要多。 如果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的婚姻观真的与美国更加相似，这将给中国的婚姻带来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从积极的一面看，美国的观点可以解放中国婚姻观的某些压迫性的方面，比如在中国同居仍然被视为是一种社会耻辱。这也会给中国尚未接受的其他婚姻形式创造可能的机会，例如同性婚姻和与异族通婚。从负面来看，更加“现代化”的婚姻会提高离婚率，因为妻子和丈夫会更加优先自己的需求。 这也表明，中国会有更多孩子在不稳定、不完整的家庭结构中长大。因为父母双方离婚时常常没有精力，顾不上孩子，离婚对孩子的心理经常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孩子的爷爷、 奶奶、外公、外婆也将承担照顾孙子的重担。从这个角度看，“追随”美国的脚步对中国并非是一件好事。
[1] Bellah, R. N, Madsen, R, Sullivan, W. M, Swidler, A, & Tipton, S. M. (1993). Habits of the Heart: 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25(1), 100.
[2] Chang, L. (2008). Factory girls : From village to city in a changing China (1st ed.). New York: Spiegel & Grau.
[3] Cruz, J. (2013). Marriage: More than a Century of Change (FP-13-13). National Center for Family & Marriage Research.
[4] Cherlin, A. (2014). Labor’s Love Los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orking-Class Family in America.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5] Lee, C. (2014). The Routledge advanced Chinese multimedia course : Crossing cultural boundaries (2nd ed.). Oxfordshire, England ; New York, New York: Routledge.
[6] Yan Wei, & Li Zhang. (2016). Understanding Hypergamous Marriages of Chinese Rural Women.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35(6), 877-898.
[7] 人口与发展评论。 网络，2020年。第46.1章“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的2019年人口数据”（第210-211页）。
[8] Wang, Wendy, & Parker, Kim. (2014). Record Share of Americans Have Never Married. Policy File, Policy File, 2014-09-24.
[9] 陈莎莎与黄兰兰。全球时报。 网路，2020年。“初婚6年内暴跌41％”。
[10] Gan, N. (2021, January 30). Chinese millennials aren’t getting married, and the government is worried.
[11] 必须指出的是，我的观点有局限性，因为在社会和经济学领域里，关于中国婚姻观与行为的研究还很少（现有的大多数研究是关于美国婚姻情况的）。
[12] 皮尤研究中心。 华盛顿特区，2013年。“变性时代美国LGBT态度，经验和价值观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