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大事”:试析春草对性别、利益与自身价值的认识

在《春草》这部小说的第二十章到第二十一章,春草表现出反抗社会设定给女人的贞洁和顺从的角色。在第二十一章的故事里,春草第一次开口骂何水远对她不好,她跟娄大哥之间发生的性关系也对何水远不忠。这些行为在一方面表明了春草的自尊心,同时体现出她对生活质量的期待值有所提高,但在另一方面又显示出她仍然缺乏安全感的心理。每当春草拿自己的农民身份跟城里人的豪华来比时就会感到自卑,因此她把与娄大哥发生的性行为视为“一件大事”。春草做这件事时是出于什么动机?结果有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好处?通过下面的分析,我认为春草的想法和行为表明她虽然在思想上仍陷入了父权制度的禁锢,但已经能想办法利用自己的性来追求自己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女性主体性的萌芽。

是什么原因使春草认为她需要跟娄大哥发生性行为?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研究进入城市如何影响了春草的观念。据社会学家的分析,进城会“提高农村妇女对未来的期待,因此也改变了她们对理想丈夫的看法。”[1]春草跟典型的打工妹的情况稍微不同,因为她到城市以前已经结了婚,但她第二次进入城市的时候相当于一位单身母亲。虽然春草没有寻找新的对象,但是城市里的生活仍然影响了她对自己的男人的态度和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春草一直很佩服何水远上过高中,但她遇到娄大哥以后就开始想,“要是当初何水远也考上大学进了城,会不会也变成娄大哥这样的男人?”[2]从这里可以看出,她可能希望跟一位比何水远更有文化、更能干的男人在一起。

除了反思她自己男人的地位以外,春草也开始更仔细地比较城里人与农民在生活质量上的差距。她在娄大哥的家里不停地感到惊奇,从水龙头到浴缸,从洗手间到厨房,她看到的东西都让她同时感到又自卑又有了新的动力。在一方面,春草看到这些现代设施以后就更坚定地要让自己成为城里人,这样她也可以享受这些现代设施,但在另一方面她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因为春草属于农村妇女,她认为城市里的人自然会看不起她。因此,她就追求娄大哥的赞美,得到他的表扬才会感到自在。娄大哥说,“哪个说城里女人个个都好看啊?我觉得她们俗气得很。你要是打扮起来,肯定比她们漂亮。春草被他这么一说,很开心。”[3]她敬重的娄大哥能够说她比城里的女人漂亮,没有她们俗气,就让春草觉得她的价值足以满足跟娄大哥的地位一样高的男人。

为什么春草得到这样的表扬就很开心?分析这个问题可以看出春草内化了传统社会对性别关系的观念。这种传统观念分配给男性和女性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首先,春草认为男人每时每刻都在想做爱的事情是自然的,而且男人也有权利要求女性提供这种服务。春草还觉得娄大哥“几年不沾女人,也不想”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说明他“有毛病”。[4]据春草所知,男人想要发生性行为的时候,女性就应该满足他,因为这属于“家务的一部分,她应该尽力的。”[5]春草并没有停下来思考女性为何要满足男人的要求,或者男人为何拥有提出这种要求的特权。这一点就显示出了她内化的传统观念。春草把性行为看成女人要承担的一部分家庭责任,但同时,她也用一种贞洁观作为衡量女性的道德标准。据社会学家的研究,很多女人“担心关于她们贞洁的恶意谣言,而很小心地避免导致闲话,否则会伤害她们的名誉或让父母受到羞辱。”[6]春草自己也嫌弃“那种随便胡来的女人”,但觉得她自己不属于这种角色。春草心甘情愿地跟娄大哥发生性行为,对何水远不忠,但她竟然不认为自己犯了什么错误。这显示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矛盾:春草在一方面持有很传统的看法,但在另一方面表示出很现代性的行为。

春草不觉得自己的想法有矛盾,因为她认为她与娄大哥之间发生的事情完全是商业性的交易,而跟爱情和不贞没有任何关系。她把自己的性看成财产,一种可以用来交换利益的东西。春草难以忍受欠了别人的感觉,所以她急于给娄大哥报酬。她惟一能想出来提供的报酬就是性。她想,“如果娄大哥有那样的想法,倒是成全了她,她就可以报答他了,就可以真的把他当成自己的依靠了。”[7]在这一方面,春草又表现了很传统的观念,因为她相信女性“除了身子她还能有什么呢?”[8]对一位贫穷的女人来说,除了身子以外,她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春草之所以持这种态度是因为她与男人之间的经历:从堂伯到阿明,从何水远到孙经理,又到娄大哥,春草在生活里遇到的这些男人都影响了她对男人和性关系的态度。她连性骚扰和真实的性所带来的愉悦都难以分别: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梦见一只手在抚摸她的身体。虽然这种感觉让她很快乐,但是她无法区别是谁的手。“娄大哥的?阿明的?阿远的?还是孙经理的?还是更久远以前……堂伯的?她弄不灵清。”[9]从这个场景不难看出春草生活里的各种事件对她的性观念有什么影响。堂伯的性骚扰似乎是春草的性启蒙,让她意识到了女性在两性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孙经理虽然一直都对春草很好,但是何水远仍然经常指责孙经理,说他肯定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春草好像被何水远说服了,她也开始怀疑男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想着占女人身子的便宜。阿明的行为也证明了这一点。阿明拒绝借钱给春草的时候,春草就认为阿明如此反应是因为“阿明想和她做那事她不肯,结果到了关键时刻他就不肯帮她”。堂伯的骚扰,丈夫的怀疑与阿明的拒绝让春草学到了女人的身体在男人眼中有其特殊的价值。春草得出的结论就是,“男人肯定都一样的”。[10]她吸取了教训,答应自己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了,所以在娄大哥家时,春草认为娄大哥肯定想要和她“做那事”。

春草与娄大哥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因为严格来说春草的地位比娄大哥的低多了。娄大哥有文化、有钱、也有男人的特权,所以是他应该占春草的便宜才对。但是在小说里,春草好像把两人的角色反转过来了,而企图勾引娄大哥。春草知道她的胸脯“是最能迷倒男人的,从十五岁起堂伯就让她明白了这一点。阿明不也说过吗?”[11]她再次想起堂伯的性骚扰,也想起阿明在她不同意的时候摸她的胸脯,但这些经历并没有让她感到无能为力,反而让她学会怎么利用自己的优势来追求自己的利益。

春草把她与娄大哥之间发生的性行为看成“一件大事”,这样做不仅为他们家的生意做出了贡献,而且也证明了自己的身价。这起事件让春草很有成就感,因为“像娄大哥这样的城里男人,上过大学的男人,也看得起她,说明她还是不一般呢。”[12]之后,她的自尊心好像的确变得更强大,因为她在故事中第一次骂何水远对她不好。春草从丈夫那儿受到了不少委屈,所以她终于为自己辩护令人对她刮目相看,即使她的行为可以说是不道德的,读者也会情不自禁地支持她对何水远的反抗。春草开始有了女性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来源于她在城市里当单身母亲打拼的过程。她之前依靠着丈夫,无法想象一个人进入城市,但这下她经历过了真正的艰难时期,而发现自己的能力足以让她谋生。

最终,春草跟娄大哥发生性行为是出于两方面的目的:为了照顾孩子她得把生意做得更好,她也想证明自己的价值。第一个目标属于传统社会给女性布置的任务。第二个目标也根源于传统的性别和阶级观念,因为春草从自己跟男人在性方面的关系上得出的结论都把女性的价值定义在她们的身体上。社会学的研究发现进入城市的妇女虽然选择更多,也有更大的自主权,但这些变化并不足以让她们从性别与阶级的双重枷锁下逃离出来。[13]但是春草冲着这两个目标情愿对何水远不忠,而且学会利用自己的性别来影响男人的行为,这表明她的女性主体意识正在萌芽。春草这个人物形象同时象征了很传统也比较现代的女性。事实上,很多农村妇女到了城市之后才在婚姻问题上开始坚持自己的理想,掌控自己的未来,在一定程度上将农村家庭中的父权重新分配了。[14]尽管春草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儒家思想对妇女在性别和阶级层面的禁锢,但是她已经朝着这个目标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1] Arianne M. Gaetano, Out to Work: Migration, Gender, and the Changing Lives of Rural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apter 6, “Migrant Working Wives and Mothers”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5), 99. “Migration raises young rural women’s expectations of the future, and hence their view of the ideal spouse.”

[2] 《春草》,裘山山,第二十章。

[3] 《春草》,裘山山,第二十一章。

[4] 《春草》,裘山山,第二十一章。

[5] 《春草》,裘山山,第二十一章。

[6] Gaetano, 108. “My informants were particularly distressed by the threat of malicious rumors about their chastity, and took pains not to incur gossip, as it would mar their own reputations and be disrespectful of parents.”

[7] 《春草》,裘山山,第二十一章。

[8] 《春草》,裘山山,第二十一章。

[9] 《春草》,裘山山,第二十章。

[10] 《春草》,裘山山,第二十章。

[11] 《春草》,裘山山,第二十一章。

[12] 《春草》,裘山山,第二十一章。

[13] Gaetano, 100. “… their expanded choices and greater capacity to express agency have not freed them of all constraints of gender and class.”

[14] Gaetano, 100. “Ultimately, the experience of labor migration empowers rural women to assert themselves in the matter of marriage and take charge of their own futures, and thus contributes to the redistribution of patriarchal power in the rural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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