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第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描写了春草卖炒货三年回到孟湾村所见所感和家庭成员所经历的困苦。这个时间段春草的家庭遭受重重变故：大哥二哥生意落败仕途不顺，父亲年迈体弱，而母亲也被诊断出胃溃疡和肿瘤需要一大笔手术费。此时的中国农村也在经历着巨大转变：千百年来农民热爱的土地已经被嫌弃，高昂的土地税费和提留款使大多数农村人都选择进城务工。这种人员流动使城乡差异更具显著，也使农村的医疗体制在大环境的变革下停滞不前。通过观察春草和母亲的互动以及家庭成员对于母亲疾病的态度，我们可以透析九十年代中国农村医疗体制所面临的三大困境：病患对家庭支撑的极度依赖、农村医疗资源的短缺和昂贵费用，以及传统老年人农民对花钱治病和现代医疗的抵触。因为缺乏完善的医疗养老政策，春草的母亲不得不依靠儿女担负高昂费用，而农村医疗资源短缺也使看病路途遥远，成本过高。同时，根植于传统的保守心理也使农民对现代医疗不信任，看重金钱房子胜于生命，农民往往会牺牲自己的身体也不愿给家庭增加负担。
在小说中，春草的家庭境况体现了农村病患对家庭成员极度依赖这一医疗现实。在母亲查出胃肿瘤病重的窘境下，因为没有任何社会保障体系可供依靠，春草只能想办法联合哥哥弟弟们一起母亲凑钱看病。但是因为哥哥们都经济贫困，没有一个人愿意担负母亲的费用。“春草回到家，把情况跟父亲和二哥二嫂说了，父亲一听要那么多钱有些傻了，说，我上哪儿去找嘎多钱啊？你留下的那点钱，早就用掉了。”[1]表现了农村家庭在疾病面前的无奈心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个人的健康直接与家庭的经济状况捆绑，家庭贫困的个体因为缺乏治疗的费用只能选择忍受疾病。春草的家庭困境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九十年代中国农村广泛存在的现实反映。根据Zhang(2019) 的研究，在中国农村，由于缺乏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效支持，家庭成为了面对健康危机时唯一的依托。他在研究乡村养老政策中指出，大部分农村老年需要病患依赖家庭成员提供直接的照护与经济支持，他们也需要子女的照顾来获取情感与精神的寄托。这种家庭内的互助体系，在短期内缓解了病患的需求，但长期看却可能导致整个家庭的贫困陷阱。比如，在春草一文中，春草既要“养家糊口，做生意，以后还得给孩子交学费。”[2] 好不容易存下一点钱，却需要把这笔钱给到母亲治病。从一方面来说，春草需要钱去投资自己的铺面和事业，但另一方面，她对母亲的情感和共情让她不得不牺牲个人未来发展，将钱给母亲治病。这种家庭依赖性虽然缓和了春草和母亲之间的矛盾，但同时也限制了她追求经济独立，拓展事业的可能性。家里人生病对既要兼顾到父母，也要照顾自己的孩子的打工人是很大的打击，双重压力常常使他们身上的责任过于沉重，无法兼顾自己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家庭困境中，显著的性别差异将负担不成比例地加重到女性肩上。面对哥哥们的逃避和经济无能，春草只能承担起经济重担，从自己的储蓄中提取五千元寄给母亲。这种情况反映了农村社会对女性角色的双重标准。一方面，女性在家庭角色中被边缘化，她们的教育和职业发展机会被限制；另一方面，她们却在家庭中承担履行着不匹配的责任与义务。
除了反映农村患者对于核心家庭的依赖性，小说还表现了九十年代农村医疗资源的严重短缺和费用昂贵的困境。春草母亲因为胃痛迟迟不肯去检查，只能由春草拉扯母亲到县城去看病。而高昂的切除肿瘤的手术费对春草的家庭来说，也无疑是一笔巨款。阿明的处境也是如此，在他把得了乳腺癌的媳妇带到上海看病后，他们家也花掉了所有的积蓄，日子过的很幸苦。由于农村医疗设施资源缺乏，许多农民只能进城看病。但路途遥远加上医院开支巨大，农民看病需要花掉很多的家当，陷入新一轮经济困境。Shi (1993）在研究中国医疗保险城乡差距文章中提到，“通货膨胀使保险金额和医疗大幅度上涨，使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医疗差距逐步拉大。” Wang 和 Gusmano (2020) 的研究也揭示了中国农村医疗资源短缺的现状，指出农村地区的医疗设施和专业人员相较于城市极为缺乏。“与城市地区相比，农村地区的居民往往需要承担更高的健康风险和医疗费用。” 而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的政策改革和人才流失。Shi指出，“政府的疾病预防和医疗补助只占农村合作性诊所医生的1%到2%，大量乡村诊所因为没有足够财力继续经营，只能被迫关店。”[3]而农村落后的教育和就业环境也使年轻人背井离乡，外出务工谋生。 随着农村年轻劳动力流失，农村老人占比变得越来越高，而医疗需求也逐渐升高，但可用资源却越来越少。这对在农村生活的老人造成很大不便。许多老人想要看病，只能依靠村里卫生室和民间医生。能够去去城里看病的老人，大多数都有在城里务工的孝顺的子女。为缓解中国农村医疗负担，2009年政府推出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NRPS)，通过实施差别化报销和财政补贴减轻了农民经济压力。同时，政策也增加对乡村诊所的资助和实施医生培训计划，提高了基层医疗服务质量。这些措施表明，随着政策的调整和社会对健康问题的重视未来农村医疗服务有望得到实质性改善，使得农民能享受到更加公平和可及的医疗保障。
除了体现医疗资源短缺昂贵，小说还表现了传统农村老人对于花钱治病和现代医疗抵触的认知观念。虽然春草母亲的胃面临严重的癌变风险，她还是不愿意花钱治疗好自己。“我不要开刀，糟蹋那个钱干嘛？你们有钱还不如把房子赎回来，给我个脸面。”[4]表现了春草母亲把房子和面子比生命看的更重的价值观念。她宁愿忍受病痛，也不愿看到春草的房子被占有和家庭财产流失。在这种价值体系下，房子不仅是一种物质资产，更是家庭荣誉和社会地位的象征，代表了一个家庭的面子和根基，而失去房子等同于失去了立足点和社会认同。同时，结合我们之前课上讨论的“中国关系以家庭为核心”的观念，这种思维也反映了老人不愿意给子女增添负担的心理。在儒家文化影响下，孝道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年轻人有义务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但很多习惯了照顾子女，任劳任怨操劳了一生的父母即使牺牲健康也不愿意看儿女，尤其是儿子受苦，因为他们是家庭的香火延续人。所以春草的父亲宁愿接受春草的钱也“摆摆手”不愿意让儿子们花钱。除此之外，春草母亲不愿意去医院的心理还体现了农村老年人对医疗技术的不信任。在春草母亲观念中，昂贵的医疗费用未必能带来健康保障，而房子却是实实在在的家庭资产，所以她宁愿去寻找中医也不愿意相信先进的医疗技术。笔者认为，这种观念体现了农民对传统中式医疗的信任和现代医疗的怀疑。在传统文化中，中医不仅被看作是一种治疗手段，而涵盖的是一种更自然，更和谐，更加贴近土地的农村生活哲学。因为农村生活紧密依赖于自然环境，农民的工作节奏往往跟随着季节的变换和土地的节奏。而中医讲究“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和“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则与农民日常生活的自然节律不谋而合。这也间接使很多农民对于现代医学仍然持有许多怀疑态度，保留着自己传统行为与认知模式。一种缓解农村老年人对现代医疗体系的疏离的办法便是提高他们对医疗信任度和服务可及性。现代医学可以融入传统医学为他们服务来增加老年人对现代医疗的接受度。近年来推动的“结合中医药服务的家庭医生签约制度” 政策便是将传统中医治疗方法如针灸和中草药整合进常规医疗服务中，为农村地区的老人提供更加个性化和全面的医疗方案，增强他们对医疗系统的信任。
在小说的第二十二至二十四章中，春草的家庭经历的一系列的困境映射了九十年代中国农村在社会和医疗方面的挑战。患者对家庭成员的高度依赖，医疗资源的缺乏和费用高昂，以及农村老人较保守的医疗观念和对花钱的抵触使农村医疗处境困难重重。 要解决这一挑战，政府需要重视农村医疗基础设施，提升卫生服务质量，培训本地医疗人员。农村也需要促进经济发展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完善养老保险系统从而减少老人对家庭成员的依赖。同时，地方医疗体系也需要结合现代医疗观念和传统中医理疗来增强农村居民对现代医疗的接受度和信任。
- 裘山山. 春草[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4.
- Zhang, Zhaohua et al (2019).“Who Are the Beneficiaries of China’s New Rural Pension Scheme? Sons, Daughters, or Par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6,17 3159.
- Shi, L. (1993) “Health care in China: a rural-urban comparison after the socioeconomic reforms.”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71,6: 723-36.
- Liao, Ran et al. (2021) “Factors affecting health care users’ first contact with primary health care facilities in north eastern China, 2008-2018.” BMJ global health 6,2: e003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