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迅速，成为了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裘山山的小说《春草》正是以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年代作为背景，以一位农村女性的一生作为线索，反映了那个时代底层人民所面对的社会问题。在本周的阅读中，春草为了万万和元元能够按时入读小学，起早贪黑地做起了家政服务，又有林校长相助，最终如愿以偿地将孩子们送进了学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蔡大姐、曹主任、林校长家的孩子。他们没有经济压力与户口问题，接受较好的教育，让春草心生羡慕。
小说中有一个情节，林校长替春草免除了外地儿童入学的额外费用，让春草不胜感激。所谓“本地”与“外地”指的正是中国独特的户籍制度下人员的户籍地。截至2010年，全国流动儿童总数达3581万，加上滞留农村的6102万留守儿童，农民工子女已占全国儿童总数的三分之一。我从小接受中国的公立教育，小说中反映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接受教育的困难，让我联想到了许多身边的，或是道听途说的例子。我将结合我的亲身见闻以及多种渠道的资料，尝试讨论在中国的户籍政策下，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困境。
随着当今中国社会老龄化愈发严重，经济增速放缓，依靠人口红利的时代已经悄然过去。印度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依靠更低的人力成本，成为了更有潜力的新兴经济体。可以说，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成功，离不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他们在我们的口中有一个独特的名字——“农民工”。无论是“中国制造”还是“中国基建”，中国引以为傲的发展成果大多离不开这一群来自广袤的农村，背井离乡来到城市的劳动者。
2019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上海有42%的常住人口为外地户籍。然而，由于户籍制度，他们在居住地无法享受与本地人相同的社会福利，包括医疗、教育等方方面面。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解释道，目前，国家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主要原则是以流入地解决为主，即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地方政府负担。如果生源跨省，流入地政府在财政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就会提高门槛。京华时报2014年的报道指出，流动儿童教育机会政策甚至出现了倒退趋势，公立学校核准流动儿童入学资格严格审核五证，缺一不可，这凸显了中国户籍制度改革进程中大城市仍强力拒绝外来人口长期居住的倾向。因此许多家庭选择将孩子留在老家上学，成为了留守儿童。小学时接送我上下学的钟点工阿姨，她的儿子便留在了老家，由家里的老人抚养。她时常担心老人对于孩子过于溺爱，也担心老人的身体条件无法使他们精心于孩子的教育。在我升入初中后，她便回到老家，接受了一份收入较低但能陪伴在孩子身边的工作。
另一部分无法入读公立学校的民工子女转向了专门面向此群体的民办简易学校，但其办学资质与合法性难以保障。根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报告，以北京市为例，9.5万名儿童就读打工者创办的130所简易学校。其中，67所打工子弟学校持有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办学许可证，其余无证的63所学校随时可能被取缔。
除了受教育的权利，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所受教育的质量距离平均水平也有较大差距。在过去的十余年间，上海本地户口的新生儿数量逐年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已经放宽了外地户籍儿童入学条件。然而，优秀的学校竞争极为激烈，除了户籍之外，学区房也成为了优质教育的必需品。农民工负担不起大城市高昂的买房成本，只能将孩子送到人们口中所谓的“菜场小学”。“菜小”普遍师资匮乏，教学方式和教学条件落后。再加上“菜小“生源多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父母工作繁忙，生活艰辛，难免有疏于管教、惹是生非之流，对学校风气、学校形象形成了负面的影响，进一步降低了学校吸引优秀师资的竞争力。《文化纵横》杂志记者李淼对打工子弟学校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发现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学实践充满随意性，表现为缺乏统一明确的教学进度安排、知识点教学点到为止、授课方式单调枯燥、课堂纪律涣散、考试作弊现象严重。
尽管外地户籍儿童在上海的入学条件有所放宽，他们依然无法参加上海本地的中考（高中入学考试）。我上初中时，班级里有几位外地的同学，由于父母工作的原因随之迁入上海，借读在我们学校。初三时，他们必须回到户口所在地参加中考、升入高中。由于考试大纲的不同，他们必须进行额外的准备。家庭富裕的学生拥有许多课外辅导的资源，但对于低收入的农民工家庭来说，这成为了制约孩子升入高中的重要因素。
对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由于学生来自五湖四海，教学难以面面俱到，便更加随意散漫。学生的考试成绩难以横向比较，学校无法以升学成果作为考察教学质量的基准，导致教师普遍忽视流动儿童的学业成绩提升和心理发展。更为严峻的是，上海的中考是重要的分水岭，只有约50%的学生能够升入普通高中，剩余则分流进入职业教育学校。因此，即便打工子弟家庭获得了本地户口或居住证，他们也很难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平等的教育资源是维护社会流动性的重要因素，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在教育上的不公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他们的发展前景。学龄农民工子女与其他社会底层群体一样，大多承受着三种教育结果：辍学、就读职业学校和从事底层工作。1995年起实施的《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曾罗列了约200种可聘用外地人员的职业，全部是重体力、非技术类工作。虽然该政策已经在2005年被废止，但其背后所反映的经济学规律依然不可撼动。低学历和家庭的经济压力常常导致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成为城市中最廉价的劳动力，从事可替代性强、低收入、不稳定的工作。此外，职业学校“吃回扣”的现象普遍，即便是习得一技之长，也难以在劳动力市场中争取到应有的权益。
在小说中，春草为了万万和元元的教育倾尽所有，其中有反映现实的一部分，也有理想化的一部分——绝大多数的外来务工人员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以投入子女的教育，对于子女的期望不高。随着经济增速放缓，高端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青年失业率急剧攀升，“读书无用”的思想在底层百姓中越来越普遍，农民工子弟的受教育形势正在成为愈发严重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