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Spring 2021

It was with great pain that Spring Grass parted with Richie at Mungsville to go to the city to work in the novel Spring Grass. She has left behind one of her children as she migrated to the city, not … Continue reading →

In the first three chapters of the novel Spring Grass, we se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ring Grass’s mother, her sister-in-law who lives together with them, and Spring Grass. The mother is at arms with the aunt for her idleness and … Continue reading →

2013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估计中国有1.055亿儿童属于流动人口家庭，约占中国18岁以下儿童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留守儿童通常就是指来自农村地区的父母为了寻找经济收入和工作机会而移民到城市，但是把自己的孩子留在家乡或另一个城市。这种现象在农村和城市的某些地区造成了一个留守儿童弱势群体的现象。  比如说，在《春草》这部小说中，春草的儿子万万就是一个留守儿童。在第二十章，春草因为需要先挣钱来偿还债务所以把小儿子万万留在农村给她的姆妈与父亲照顾。两三年后春草要把万万带去城市，但是那时万万就跟外婆很亲了，甚至不叫春草姆妈，连抱也不让抱。同时，在中国也有许多农民工父母带着他们的子女一起流动到了城市，这样的孩子可以叫做流动儿童。人口普查表明中国有3,580万流动儿童居住在城市。 在2013年，6-15岁的农村儿童中大约有63％与父母一起移居到一个新的地方。[1]在《春草》这部小说中，春草的女儿元元就是一个流动儿童。在第二十章中，春草在桂花东街的菜市场开了一个炒货店，而母女两人住在店的后面。她们房屋的状况非常恶劣，而且开炒货店的活路也非常辛苦。春草每天从早忙到晚，元元小小年纪就得承担起照顾自己的责任。这些现象对儿童的身心发展有长期不利的影响。研究显示与其他中国儿童相比，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在情感、社交与学习各方面会有一些缺陷。在本篇文章中，我将通过心理学研究与现实生活中的例子来证明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在各方面的缺失，特别是在情感感知和情感表达方面，是由于照顾者与孩子之间的“不稳定性依恋”，由于这些缺失造成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首先，我将呈现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产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比率比普通儿童高的数据。其次，我会用一些著名的心理学研究来证明高比率的心理健康问题可以追溯到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与照顾者在情感方面上的缺陷，而这是“不稳定性依恋”造成的。之后，我将解释为什么“稳定性依恋”在儿童的人生中有重大的积极影响，而“不稳定性依恋”（通常就是中国的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和他们照顾者之间的关系）在儿童的人生中有重大的负面影响。最后，我将讨论一些会增加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产生抑郁或焦虑几率的因素，以及给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提供心理帮助的有效方式。 统计数据与现实生活中的例子都显示留守儿童产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比率比普通儿童高。 心理学研究证明了这些心理健康问题与儿童期照顾者的存在和照顾有重要的关系。在心理学上，心理健康问题可以归类为两种：“外显”症状或“内化”症状。内化症状是指社交恐惧（逃避接触通常会喜欢的人和活动）、躯体症状（“一个人本来有情绪问题或者心理障碍，但却没有以心理症状表现出来，而转化为各种躯体症状表现出来”）[2]、焦虑（情绪持续低落或对以前喜欢的活动失去兴趣，导致日常生活中的重大障碍)和抑郁症（对日常情况持强烈、过度和持续的担忧和恐惧) 等。外显症状是指行为问题（有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冲动的症状）、犯罪或攻击性行为。[3]社会学家发现城市和农村的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都比其他中国儿童更可能有内化症状或外显症状。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尤其是生活在低收入地区的留守儿童，更可能犯罪或从事高风险的行为，例如吸烟、喝酒、少女怀孕和性暴力。对于内化症状，社会学家通过电子数据库系统地评估所有关于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研究。他们发现，与同龄人相比，留守儿童产生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几率较高。据报道，他们抑郁症的患病率在12.1％至51.4％之间，而焦虑症的患病率在13.2％至57.6％之间。[4]这些几率差异那么大是因为研究中所使用的工具和临界值不一致并很难比较。尽管现有的研究有一些不足，但是在所有有关留守儿童的研究中有90％的报告都显示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风险确实更高，而且这些结果在统计学意义上都有很明显的差别。这些惊人的数字表明这是当今中国急需解决的紧迫问题，因此也是本篇文章调查的重点。在《归途列车》这部纪录片中，张琴与她父母的关系是真实生活中的一些很明显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些研究结果。这部纪录片记录了一个流动人口的家庭。这个家庭中的父母因为家乡没有工作机会而流动到城市，但是决定把女儿张琴和儿子张杨留在农村让祖母照顾。但是祖母年纪大，除了准备食物、给他们衣服穿以外没什么办法管教他们。 张琴父母要求她努力学习，将来找一份好工作来养家糊口。 但是张琴发育时期开始出现行为上的问题，长大之后变成一个躁动不安的叛逆少年。 她觉得她自己的父母只是离自己很遥远的两个陌生人，从来没有得到过父母的爱，甚至说对爸妈感到愤怒。 她最终自己搬到广州在工厂工作，并坚决地不寄任何工资回家，把收入全部都花在自己身上。这一系列的事件真的是很悲惨的。张琴的父母在她非常年幼的时候抛弃了她选择去外地工作最终也是为了她和她的弟弟能够有更好的生活条件。他们也不可能想到他们的离开会造成张琴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导致她心理以及性格上的一些缺陷，最终与家庭离散。而更令人担忧的是，张琴破碎的家庭仅仅是许多中国家庭的现实的一小部分。这个例子也明显地述说了农民工父母给留守儿童的负面影响，也提出发育过程中父母给儿童关注和帮助的重要性，这一点与依恋理论有关。张琴从小就没有一段与父母“稳定的依恋关系”，从而导致了她性格上的缺陷。至于什么是“稳定的依恋关系”我在后文会有解释与定义。 与留守儿童一样，流动儿童比普通儿童有更高产生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这是因为他们跟普通儿童相比面临更多不同的障碍，包括缺失照顾者，恶劣的生活条件以及贫困的生活。流动儿童能获得城市中的优质资源，但是他们同时也得忍受艰苦的生活条件并遭受各种形式的冷眼与歧视。 在城市里，农民工家庭的社会地位很低，大多数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资也没有医疗保险。他们通常住在条件恶劣的旧房屋里。比如说，他们住的房屋可能没有适当的通风、暖气与牢固的基础设施。 在《春草》这部小说中，春草与元元在城市里的生活是个明显的例子。 在第二十章中, 春草舍不得倒掉她中午没吃完的面条，最后把肚子吃坏，不停地拉肚子。春草病得从下午到天黑连续跑厕所跑了五六趟，并且“冲到门外喘了一会儿又开始吐”。那天晚上她突然醒了之后感觉自己的嘴巴又苦又干，很想喝水，但是没有人照顾她。春草只好强撑着爬起来烧水，之后还得继续工作，甚至靠着墙壁炒花生。这不仅描述了一位农民工母亲的艰辛，而且也证明了流动儿童从很小年纪开始就必须承受的负担与压力。春草病的时候，元元就懂事地问，”姆妈你生病了吗？… 我不饿… 我就是有点想吃饭” 。当春草病得起不了床做饭时，元元自己在炉子上烧泡饭。”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虽然元元了解她姆妈的处境并且承担起照顾自己的责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生活在如此贫困的境况中，缺少她唯一的照顾者（春草）的关注，在那么小的年纪一定给她沉重的心理负担。在第二十一章中，春草和元元因为天气很热所以得把床搬到街上去睡。这导致元元生了一身的痱子，但是因为不能洗澡就只能用水擦。 这再次描述了许多流动人口家庭恶劣的生活环境。而他们的情况也影响着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身体健康。这种情况对照顾者与儿童之间的依恋有负面的影响，而这对儿童心理健康发展也有负面的影响。 心理学研究显示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在情感方面上的缺陷可以追溯到儿童发育期时缺乏父母的亲情、支持和监督，而这会造成儿童心理健康发展的停滞或恶化。研究发现，长期离开儿童中断孩子与父母的“依恋”，会加剧对孩子的忽视。这两个现象都负面地影响儿童的心理健康。“依恋”是人与人之间亲密的情感关系，随着时间和情况的变化仍会持久表现。[5]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为了安全和舒适，人类从出生开始就会显示出倾向于接近照顾者的行为。比如说，婴儿天生有建立“依恋”的行为让他们得到照顾者的注意力，比如照顾者离开时婴儿是天生会开始哭的。成人也会直观地呈现“依恋”行为让他们更可能注意婴儿，比如在婴儿在场的情况下，成人会提高声音、抱起孩子或安抚孩子。这些行为与增加婴儿的生存率有直接的关系。照顾者是婴儿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第一个社交关系。婴儿不仅为了食物而依赖他们的照顾者，而且也是为了得到情绪上的安慰。照顾者是婴儿成长中最重要、最固有的一种关系：照顾者教婴儿如何做事、与别人沟通和维持人际关系。心理学上有一项经典实验—哈洛的“猴子实验”—证明了“依恋”的确是灵长类动物固有的一部分。在哈洛的“猴子实验”中，研究人员吓坏一只猴子，然后给他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有食物，但是也有不舒适不温暖的金属物“母亲”，另一个选择没有食物，但有温暖舒适的毛绒物“母亲”。10％的时候吓到的猴子跑到有食物，不舒适不温暖的金属物“母亲“那儿，而90％的时候跑到没有食物，但温暖舒适的毛绒物“母亲”那儿。哈洛证实了婴儿发育时情绪上的安慰确实是重要的：“猴子实验“里没有食物，但温暖舒适的毛绒物“母亲”不但给猴子提供身体上与心理上的安慰。另一个例子是在历史上，罗马尼亚的王室1980年至2000年禁止节育并要求每个妇女生育孩子，而造成有15万的孤儿被送到孤儿院被政府收养。 因为有那么大量的孤儿，孤儿院的人员不足，没有办法与每个婴儿在感情上建立依恋关系。那时的调查显示在所有的孤儿中，只有20％的和孤儿院工作人员（他们的照顾者）有亲密的关系，而80％的有障碍性依恋或完全没有依恋。 研究人员发现了令人惊讶的结果：这种缺乏情感依恋的现象影响了婴儿的身体健康：虽然孤儿院的婴儿并没有特别的营养不良，但是他们的发育比普通婴儿较迟缓，而且他们的头部也更小。这再次证明了依恋的重要性：依恋会影响人们生活的每个方面。[6] 心理学家也找到了证据来解释为什么“稳定性依恋”在儿童的人生中的每个方面有那么重大的积极影响，而“不稳定性依恋”（通常是中国的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和他们照顾者之间的关系）在儿童的人生中的每个方面有那么重大的负面影响。婴儿与照顾者之间有健康、稳定的依恋关系是被称为“稳定性依恋”。心理学家能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测试婴儿与照顾者之间有什么样的依恋类型。要是照顾者在场时，婴儿有信心在陌生的环境玩，这就显示婴儿与照顾者之间有“稳定性依恋”。要建立“稳定性依恋”，照顾者必须花足够的时间与精力照顾婴儿，并对婴儿的需求体察入微。[7]“稳定性依恋”教会儿童如何在生活中有更好的人际关系和情感功能。研究发现要是婴儿在发育时期缺乏“稳定性依恋”，他们就没有机会学到这些社交与情感的技能，造成他们长大以后在生活中更可能遇到某些障碍，比如更可能患上抑郁症，产生行为问题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产生抑郁症或焦虑症的几率较高。农民工父母长期离开他们的孩子，也就很少有机会满足孩子的需求陪伴孩子。中国的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和他们照顾者之间的关系属于“不稳定性依恋”的类型。 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敌对或虐待的照顾方式、丧失实际上或象征性的依恋关系，比如说儿童与他们的照顾者分离（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的现象）、照顾者的死亡与父母的离婚，都会增加儿童的脆弱性更容易抑郁和焦虑。[8]而更证明这“依恋理论”的第二个原因是当父母离开孩子后，孩子被忽视的可能性通常会增加。这是因为当孩子留在家乡时，他们通常被祖父母或家庭里的其他亲戚照顾，而这会增加他们被忽视或虐待的风险。同样，孩子在生活的早期被忽视对他们之后的社交与情感发育也有害。将来这些儿童在生活中也更可能与其他的人保持“不稳定性依恋”。[9][10] 但是，除了“依恋理论”外，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呢？ 研究确认了在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群体中也存在着其他某些会更增加他们产生抑郁或焦虑几率的因素。首先，照顾者离家时孩子的年龄越小，或照顾者与儿童分开时间越长，产生抑郁或焦虑的几率就越高。这再次加强了依恋理论，因为它显示出从非常小的年纪儿童与照顾者之间建立“稳定性依恋”就非常重要。其次，母亲比父亲离开家乡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有更严重的负面影响。这是因为母亲在家庭结构中通常扮演照顾者的角色。第三，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会减少孩子因为照顾者离家而产生的负面心理健康影响。 这是因为尽管这些儿童缺乏“稳定性依恋”，但是他们会拥有更好的生活条件。正如在研究中所证明，更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与产生抑郁或焦虑较高的几率相关。因此社会经济地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缺乏“稳定性依恋”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 因此，研究明显表明，与其他中国儿童相比，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在情感、社交与学习各方面会有一些缺陷。这一群体约占中国18岁以下儿童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所以这在中国是一个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虽然政府不可能阻止农民工移居到城市，但是政府必须尽快采取行动来支持这些为数百万受到这些问题影响的留守与流动儿童。研究发现父母经常打电话给孩子比回家去看孩子有更多的好处。并且，孩子们其实最讨厌的是父母无视他们，而不是父母离开家乡。进行这项研究的研究者发现这一结果表明了两种为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提供心理帮助的有效方法。第一是提高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的自我评估能力。自我评估的意思就是了解自己的看法、价值观、技能和意愿等。这种知识能帮人们更理解并提高自己当下的能力，让他们在虽然没有父母的情况下变得更加独立，而在情感方面上变得更成熟。比如说，非营利机构“在学校路上”在农村里的校园创建了“小雨点广播平台”。这是一个通过发布教育故事，音乐和常识来提高儿童的识字与自我评估能力的广播频道。这个计划基于对留守儿童情绪状态的研究。第二是帮助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改善他们与照顾者的关系。[11] 首先，各地区政府应该努力地培训农民工父母或其他的照顾者，确定他们理解亲子沟通与“稳定性依恋”的重要性，并集中精力提高照顾者与孩子的沟通技巧，比如上述研究提出的经常给孩子打电话。此外，当地社区应该更早地支持最脆弱的儿童群体，比如社会经济地位低，被家乡的照顾者忽视，年纪很小父母就离开家的孩子等。政府应该在有大量流动人口的社区里进行针对家庭，改善父母与留守儿童或流动儿童之间的沟通的干预措施。[12] 我相信，如果政府能够及时地给予这些弱势群体提供帮助，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的情况会有显著的改善。儿童的健康关乎中国的未来，是一个急待社会共同努力解决的问题。   [1] Tong L, Yan Q, Kawachi I. 2019.The … Continue reading →

在划时代的研究《心的习惯：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与承诺》中，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指出：“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 ”。[1] 这是形容美国社会结构特色的名言之一。美国的确是民主与自由之地, 虽然从表面上看美国总是持个人主义价值观而美国人的婚姻是一件浪漫﹑解放的事，但是实际上美国社会关于爱情、婚姻的观点其实在过去的两百四十四年的历史上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美国和中国价值观的差距像两国之间七千英里的距离一样大，但是中国社会在爱情、婚姻上其实持有与美国相似的观点，只是中国观念转变的阶段比美国晚。比如说，在《春草》这部小说中，尽管春草的母亲对春草和她爱上的何水远的婚姻持气急败坏的态度，春草仍然能做出自己的决定说“我愿意把自己嫁给他”。春草和何水远的自由恋爱并且在婚姻上成为对方的合作伙伴就像美国1950年代的婚姻类型。为了证明这个论点，我首先会介绍美国和中国的婚姻规范如何都在重大的历史事件影响下转变了。在美国，婚姻从同伴婚姻转变成个性化婚姻。在中国，婚姻从包办婚姻转变成同伴婚姻，并在未来可能逐渐成为个性化婚姻。其次，我会回答一个有关两国相同或不同之处的大问题：婚姻重要吗？通过社会学的统计研究，我会比较现代美国和中国社会对婚姻持有的态度和行为，也分享一些关于婚姻观有意思的研究发现。第三，我将调查美国人和中国人寻找配偶时最重视哪些因素。[2]美国和中国之间在价值观和婚姻观念上有极大的不同，但是社会科学研究模式表明，随着中国变得更加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中国的婚姻趋势似乎正在追随美国的脚步。然而，这种趋势不是一个整体现象，而是根据各个地区与文化，比如城市或农村，有着不同程度的变化。 美国和中国的婚姻规范都曾经在重大的历史事件影响下发生了转变。在美国，婚姻从同伴婚姻转变成个性化婚姻。在五十年代的美国，随着第二世界大战结束和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郊区城镇和社区在每个州建立起来，而这些郊区创造了一个支持和睦家庭结构的环境。在一个典型的郊区家庭中，丈夫每天出去赚钱养家糊口，而妻子是家庭主妇，留在家里打理家务。这种夫妻关系使婚姻毫不费力地顺利进行，让夫妻成为同伴、恋人、朋友和合作伙伴。这创造出社会学家所说的同伴婚姻。 这时代的婚姻给夫妇满足感，而婚姻不再是一种维护社区联系和生存所必需的结构性制度了。这个变化显示在调查的统计数据里：在一九五零年，已婚妇女的比例在二十世纪是历史上最高的，约为百分之六十五，而离婚率不到百分之二十。这个模式似乎是因为那时社会给人们的婚姻压力以及对离婚有耻辱感而造成的，但是五十年代的婚姻成功率仍然比七十年代的高，证明了那时的婚姻大多都非常成功。[3]这个时代的成功婚姻是矛盾的，因为它最终导致将来出现了更多婚姻问题。这是一段社会压力仍然存在但家庭结构开始发生变化的时期。关于这个时期，美国社会科学家安德鲁·切林分析说：在这段历史过渡时期，人们意识到自己对婚姻的满意程度，所以开始思考自己的情感与自身发展的需要。人们不用再花更多时间建立家庭而也能获得满足感了。最后，美国的同伴婚姻规范转变成了个性化婚姻。[4] 在中国，婚姻从包办婚姻转变成同伴婚姻，并在未来可能逐渐转变成个性化婚姻。中国的婚姻趋势似乎正在追随美国的脚步，只是这个转变发生在不同的时段和历史背景事件下。中国传统婚姻方式是“包办婚姻”：婚姻是由父母做主的。 在那个时代的婚姻里，女人完全没有权利，一辈子都得对丈夫唯命是从。令人更义愤填膺的是那时的一夫多妻制允许男人结婚后可以再娶小老婆。到了民国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自主婚姻。在六十年代政府废除了一夫多妻制后，那段时间婚姻以阶级成分为基础。阶级成分的意思就是男女都要与阶级成分好的人结婚。社会也开始有自由恋爱。在《工厂女郎：在变化中的中国从乡村到城市》一书中，一位参加东莞交友俱乐部（一家婚介所）的男人勇敢地说他在寻找“一个我可以爱的人，一个会爱我的人”。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婚姻的基本观念又改变了。丈夫和妻子在婚姻里的关系从过去的包办婚姻转形成了同伴婚姻。在婚姻里男女对双方持平等尊敬的态度，成为对方的同伴、恋人、朋友和合作伙伴。比如说，在《春草》中，春草和何水远俩人都努力工作以赚钱，并且在困难的时候支持对方。春草从事劳动工作，而她的丈夫则利用他的知识和教育来提出好的主意。从那时起，男女结婚也以经济地位为基础，人们寻找婚姻伴侣开始重视对方的品才、知识水平与经济地位，也希望与上层阶层或地位比自己高的人联姻。[5]这也就是我们在《工厂女郎》一书中看见的：“交友俱乐部”的成员都在卡片上写出他们理想伴侣的特点，职业、身高、体重、健康状况，政治身份，是否有房产，以及家庭成员的健康和财务状况等。这种模式使我相信中国将来会慢慢走向个性化婚姻，因为人们慢慢地开始寻求他们婚姻里想要的东西。但是现在的中国社会绝对还没有达到个性化的婚姻。据研究，虽然许多农村妇女渴望与上层阶层或地位较高的人联姻，但是只有约百分之二十的农村女性人口的这个愿望能够得到满足。研究发现与相同阶层的人结婚是最普遍、最受欢迎的。研究结果也表明，要是农村妇女婚前把自己的农村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她们更可能与各种上层阶层或地位高的人联姻，开创更美好的未来。也就是说，她们更可能嫁给经济独立、有城市户口或来自富裕家庭的男人。这个分析控制了所有其他的因素，像妇女的家庭地位等。总的来说，中国的户籍决定了妇女在婚姻市场上的地位。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个研究还是有局限性。首先，最近几年政府的政策减少了户籍的福利。其次，如《工厂女郎》中提到，许多女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仍然还是在城市中生活，所以虽然她们没有城市户口，但是她们比其他人更有机会认识上层阶层的男人。[6]最后，虽然现在中国婚姻缓慢地朝着个性化婚姻发展，但是变化程度因各个地区与文化而异。 现在的中国和美国对爱情、婚姻所持的态度在许多方面相同，但也有许多不同之处，例如在“婚姻到底还重不重要”这个问题上两种文化截然不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全球的结婚率，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结婚率，下降了。 在2019年，美国的结婚率创历史新低：每一千未婚的成年人中，只有三十三个人结了婚。 但更令人震惊的是，在2019年的中国，结婚率下降至每千人中只有六个人结了婚。这个比例比二零一三年下降了33%，是十四年来最低的水平。中国官员说结婚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一九七九年控制中国人口而采取的独生子女政策。由于出生率减少，未婚成年人的人数也减少了。[7]但另一个原因是未婚成年人对结婚的兴趣减少了。 比如说，在2010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的一项调查中，61%的美国未婚成年人表示愿意结婚。自2010年以来，表示愿意结婚的比例并没有明显增加，但现在有较大比例的人表示不确定愿不愿意结婚。[8]在美国未婚成年人中，不结婚的原因在各个年龄段之间的差异很大。十八至二十四岁的成年人最常提出的原因是他们年龄太小或不愿意安定下来。二十五至三十四岁以上的更有可能说没有经济能力或未找到符合的人。相比之下，《人民日报》的一项调查发现，有29.5%的中国受访者说未婚的原因也是没遇到合适的人，而23.4%的人说没有准备好承担起建立家庭的责任。[9]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主任施志磊说，这些回答可能是因为现在人们更晚结婚的趋势和生活成本的上升造成的。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寻找伴侣更加困难，因为人们工作的时间更长，工作压力更大。研究显示有近五分之一的夫妻每隔几年才能见一次面，使夫妻培养爱情变得比以前困难得多。[10] 中美婚姻文化之间最大的差异之一是人们找谈恋爱、结婚的对象时的标准不同。[11]首先，与中国农村妇女希望与上层阶层或地位较高的人联姻类似，201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女性也认为男人是否是好伴侣要看他在财务方面的能力。 大约十分之七的美国女未婚成年人表示男人在经济上有能力养家是非常重要的，而只有十分之三的美国男未婚成年人对女人有同样的要求。 然而，美国婚姻没有中国文化那么重视经济能力。根据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爱情是美国人结婚的首要原因（81%），而只有百分之二十八的人看重财务稳定。[12] 综上所述，美国和中国相似之处在于它们的婚姻规范都曾经发生过改变。这种趋势在以不同的速度和历史背景下发生。现在中国和美国的结婚率都下降了，而中国结婚率下降得比美国更快。结婚率下降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例如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而这也许造成了两国的区别。在这两个国家中，老年人与年轻人对婚姻态度都有所不同。 通过初步的研究，我们也发现中国文化在婚姻观上比美国文化更重视经济能力。基于两国在婚姻观上的异同，我认为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要是中国社会在婚姻方面上继续朝着目前的方向发展的话，中国逐渐会变得与美国更加相似，变得更加“现代化”。当然这需要很长时间，因为中国与美国仍然存在系统性的差异，例如中国农村女性有着与上层阶层或比自己地位更高的人联姻的标准。一旦这结婚标准消失，中国将更像美国。总的来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相似之处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要多。 如果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的婚姻观真的与美国更加相似，这将给中国的婚姻带来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从积极的一面看，美国的观点可以解放中国婚姻观的某些压迫性的方面，比如在中国同居仍然被视为是一种社会耻辱。这也会给中国尚未接受的其他婚姻形式创造可能的机会，例如同性婚姻和与异族通婚。从负面来看，更加“现代化”的婚姻会提高离婚率，因为妻子和丈夫会更加优先自己的需求。 这也表明，中国会有更多孩子在不稳定、不完整的家庭结构中长大。因为父母双方离婚时常常没有精力，顾不上孩子，离婚对孩子的心理经常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孩子的爷爷、 奶奶、外公、外婆也将承担照顾孙子的重担。从这个角度看，“追随”美国的脚步对中国并非是一件好事。   [1] Bellah, R. N, Madsen, R, Sullivan, W. M, Swidler, A, & Tipton, S. M. (1993). Habits of … Continue reading →

中国和美国都存在着地域歧视现象。 在中国，城乡人民之间有差巨大的社会地位差距，农村人口缺乏城市居民所享有的权利并且常常在社会中受到歧视。 而在美国，住在经济水平低的社区的人口（主要由低社会经济阶层或少数族裔组成）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受到歧视。 首先，我将以《春草》中春草受到的歧视为例概述中国城乡人口之间的地位鸿沟。 然后我将通过社会学和医学研究，来阐述美国低社会经济社区与高社会经济社区之间的差异与歧视现象，特别着重于三个方面：制度性歧视、个体性歧视和健康差异。 在《春草》这部小说中, 虽然春草比任何员工都更加努力甚至被评为劳动模范，获得客人们的称赞并提高了商场的经济效益，免费帮其他员工卖商品，但人们仍然看不起她，仍然只觉得她是个“土里土气的乡下女人“。春草对自己也有同样的评价，总是把自己当作外地人，从来没有考虑过长期居住在城市中的可能性。 她过新年回老家时对姆妈说“等钱赚得差不多了，我们再回来。我们总要回来的，城里又没有我们的家“。就算在城里挣了不少钱，也不可能在城里买房子的，因为春草在自己和社会的眼里永远是从外面来的人。这种想法是由于中国的地域歧视现象造成的。 地域歧视是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这是一种基于一个人居住或出生地区的歧视形式，而在中国这种歧视主要是针对农村地区的人。根据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等级制度可以被划分为十个阶层，而农民在最底下的阶层。 农民不是指从事农业工作的人，在中国独特的户籍制度下，任何拥有农村户口的人无论职业是什么，都仍然是农民。中国的户籍制度于1958年开始实行，是一种现代的人口登记方式。 这种制度具有三大功能：控制内部移民、管理公共安全以及维护社会稳定。 但同时中国的户籍制度剥夺了农民城市居民所享有的权利和利益。这种制度是由政府政策与法律机构制定的。例如，政策规定农民不能享有与城市居民同样的选举权（一个城市居民票相当于四个农民的选票）、取得工作的权利以及子女所享有的义务教育权利。这些都是今天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和针对农村的歧视现象的原因，也是中国更进一步现代化过程中的巨大障碍。在美国和大多数的其他国家中，歧视都是针对少数族裔的。 而中国歧视的农村人口是多数人口：中国农民现在约为8.7亿，占中国总人口的68％。 在二十一世纪，最知名的被歧视的人群是河南省的人口。他们在社会上往往被看为是不诚实的、贫穷的人，而受到不公平待遇。[1][2] 美国也存在地域歧视的现象，但是受到歧视的对象与歧视的类型是不同的。在美国，地域歧视的对象是贫困人口、少数族裔，而他们所面临的歧视也是制度性的。研究显示在美国少数族裔由于其受到的歧视而更有可能同时也是贫困人口。美国的贫富差距是世界上最大的之一。而因为这种贫富差距，美国的贫困人口（大多数是少数族裔）都往往聚集在特定的某些地区。而造成对这些人的制度性歧视则是社会里存在的一些制度或控制某一群人的政府行为或社会态度，例如医疗保健体系、教育、金融与警察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美国出生或居住的地方会造成巨大的权力失衡。这种失衡影响了贫困人口、少数族裔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许多微小到人们从未考虑过的因素！研究表明，在美国，少数族裔更容易陷入贫困。要是一个人出生于较高的社会经济阶层，如果他是一位少数族裔，他则更可能失去他的地位与财富。如果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低，他往往只能住在社会经济水平低下的社区，这个因素将影响他们生活中的所有方面，最终使他在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出现问题。首先，经济水平低的社区从政府获得的资金会比其他社区少。由于资金短缺，社区的重要机构，比如学校、社区中心、图书馆都会资金不足。特别是学校资金不足会使学校的教育质量越来越差，因为学校没有足够的钱为学生提供健康、营养的午餐，而老师报酬低下又过度劳累。学校不但吸引不到更好的师资，也没有资金来提供高级或创新课程，这些都造成这些学校的学生学习的课程水平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由于贫困社区与其他社区的距离，人们也没有去另一所更好的学校的选择，并且也买不起汽车来送孩子去本社区外的学校。即使有些人负担得起旅行费用，让孩子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但这些孩子他们得花很长时间上下学。研究显示这种通勤时间导致人们的健康状况较差而压力水平也更高。更令人愤怒的是，这些教育上的阻碍在经济水平低的社区是美国普遍的现象。这使住在这些社区的人们更难取得较高的教育水平，更难找到工作，更难获得更高的收入，更难积累他们社会资本。[3]这样的现象就会造成住在低经济水平社区的人们无法脱离他们出生时的社会阶层。 很多研究结果表明一个人要在美国改变自己的社会阶层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因为人们改变不了自己的社会阶层、没有办法从这种社区搬出去，地域歧视与这种歧视带来的不良影响又会发生在他们的孩子身上，这种循环又持续到下一代。 因为他们的种族或社会经济地位，住在这些社区的人们也更容易遭受个体性歧视。个体性歧视就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基于他的背景所持有的偏见与歧视。例如，在2020 年最新研究中，社会学家Mujic和Fritters发现当人们乘坐公共汽车假装自己的交通卡上没有钱，声称一旦下车便会付款时，公交车司机给白人顾客，或看起来有钱的人（穿西装）、或爱国的人（穿军装）免费乘车的可能性比给黑人的增加两倍。结果显示虽然爱国的外观很重要，但是种族仍然会影响可不可能免费乘车：穿着军装的白人有97％的可能性免费乘车，穿着军装的黑人有77％的可能性免费乘车。然而，在研究中种族没有影响看起来有钱的人：穿着西装的黑人和穿着西装的白人都有一样免费乘车的几率。在公交车司机是不同种族并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这结果仍然相对相似。这项研究表明，个体性歧视是司空见惯的，而且也在看起来是无害的，诸如乘坐公共汽车这样的日常生活情况中发生。[4]此外，一项针对222名居住在美国南部农村地区的男性黑人的研究发现，与其他群体相比，男性黑人更有可能遭受种族歧视，而许多微型攻击的聚集效应会导致抑郁症状的增加。个体歧视及其对不良心理健康的影响往往是由于美国地域歧视造成的。[5]总的来说，这种个体性歧视对心理健康有负面的影响，成为美国地域歧视现象的一个重要方面。 除了以上描述的社会方面和心理健康的研究，这种地域歧视对身体健康也带来其他严重的影响。从本质上讲，生活在低经济水平社区的人口（主要是贫穷人口、少数族裔）的预期寿命比生活在高经济水平社区的人低。换句话说，住在低经济水平社区的人民更可能过早死亡。过去十年的医学研究支持了这一点。医学专家发现，生活在低收入社区的人比生活在高收入社区的人承受更大的压力，而且前者平均而言一生都再不停地经受压力。[6]长期不断的压力是指长期持续地感到压力并不知所措的感觉，症状包括身体上的疼痛和酸痛、失眠或虚弱、社交减少、思维不集中。研究表明，在美国所有的儿童中有21％生活处于贫穷状态，导致年幼时对食物、家庭冲突、以及无家可归的担忧。孩子在童年时期有这种烦恼与负担会使压力累积到高潮。医学研究发现这种沉重的压力实际上对大脑有毒：当压力激素的水平升高并持续数天以至于数周时，激素的水平实际上会干扰大脑脑回路的发育，并干扰神经元连接的发展。从长远来看，这会对大脑造成永久性的化学性损害。同时，人们在成年期经历长期压力也会对身体健康产生同样严重的后果。当成年人经历压力时，大脑会感知到威胁并向肾上腺发出信号来释放身体里的压力激素，包括皮质醇。皮质醇会引起葡萄糖充斥血液、加快心率、增加血压、并使身体保持警觉。当成年人经历长期不断的压力时，身体会长时间处于机敏状态，产生皮质醇过量，从而损害免疫功能，抑制记忆功能，甚至导致大脑区域萎缩。长时间激活身体的压力通道也会影响人们身体的心率调节能力，处理胰岛素和葡萄糖的能力，并增加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这也会提高得其他传染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和某些癌症的可能性。所有这些负面影响都会导致人们健康系统的损害，增加疾病的发病率并加速衰老。为了证明这一点，科恩（Cohen）博士的团体进行了一项研究。他的研究小组将一群健康的人口随机分组，然后在实验室使他们通过鼻孔暴露于病毒。这项研究发现收入低或没有房屋所有权的人更可能经历长期压力，而且这些人在研究中更容易因为暴露于病毒而感冒。因为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有一些压力，可能有人会争辩说，那些住在高收入的社区，在社会中地位高的人，例如公司首席执行官或政府官员，也会像住在低收入社区的人一样经历长期不断的压力。确实，社会中地位高的人通常会担任高压力的工作，甚至管理着成千上万的人，他们工作上的决定会影响数以百万计老百姓的生活。但是，事实是长期不断的压力以及它对人们健康的影响在社会等级制度中仍然还是一种不平均分配。医学研究专业人士说，因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生活，并有能力为自己创造最佳环境，压力没有像对低收入社区的人那样对他们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即使他们可能有高要求的工作，他们仍然具有能力与资源控制他们的压力。 在不工作的时候，他们有时间运动，选择购买健康食物，休息或休假。总体上，住在高收入社区的人会享有拥有健康生活、延长寿命的选择。相比之下，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人几乎无法控制或掌控他们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7] 综上所述，中国和美国都存在着地域歧视现象，虽然其造成的历史原因与具体表现不尽相同，但是都呈现出制度性歧视与个体性歧视的现象，这是两国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最近在中国面临新冠病毒传播的疫情中，湖北居民和非洲移民因为政府实行防止疾病传播的政策而受到歧视性待遇。例如，非洲移民被拒绝在旅馆住宿，被迫在广州的城市街道上睡觉并被警察骚扰。随着政府解除因冠状病毒在湖北及其首都武汉的封锁，最近仍有针对湖北人的歧视事件。[8]无独有偶，在新冠病毒的疫情中，美国的少数族裔和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群体在生活中遭受到了高比例的负面影响。研究表明，少数族裔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得新冠病毒的发病率较高，而这些病毒案例通常集中在社会经济水平较低的社区，这些地区有能力提供治疗的医疗服务也较少。研究发现，在新冠病毒的疫情中，美国的少数族裔和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群体的压力水平、不良的精神健康状况、吸毒使用以及自杀意念率都有所增加。[9] 这些群体也更有可能失业，更扩大了美国巨大的贫富差距。 总而言之，由于新冠病毒的传播，地域歧视问题被放大了，而两国的政府必须做出更多努力来解决这些制度性歧视与个体性歧视的问题。 [1] Gong Renren. “The Historical Causes of China’s Dual Social Structure.” Confronting Discrimination and Inequality in … Continue reading →

I awoke abruptly with a pain in my stomach. While stubbornly pulling the covers off of me, I turned to the side of my bed, stood slowly, and looked out the window. It appeared that the Old Man in the … Continue reading →

Some woman just moved in to the hostel, after much of the other women here left a week ago to return home for the new year. What was her name… Spring Grass? She must be crazy, coming here at this … Continue reading →

Over time, China’s state and economic changes from feudalism to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seem to have magnified not only the needy and poor condition of their rural citizens, but also the tension between their urban and rural citizens. The collapse … Continue reading →

在《春草》这部小说的第二十章到第二十一章，春草表现出反抗社会设定给女人的贞洁和顺从的角色。在第二十一章的故事里，春草第一次开口骂何水远对她不好，她跟娄大哥之间发生的性关系也对何水远不忠。这些行为在一方面表明了春草的自尊心，同时体现出她对生活质量的期待值有所提高，但在另一方面又显示出她仍然缺乏安全感的心理。每当春草拿自己的农民身份跟城里人的豪华来比时就会感到自卑，因此她把与娄大哥发生的性行为视为“一件大事”。春草做这件事时是出于什么动机？结果有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好处？通过下面的分析，我认为春草的想法和行为表明她虽然在思想上仍陷入了父权制度的禁锢，但已经能想办法利用自己的性来追求自己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女性主体性的萌芽。 是什么原因使春草认为她需要跟娄大哥发生性行为？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研究进入城市如何影响了春草的观念。据社会学家的分析，进城会“提高农村妇女对未来的期待，因此也改变了她们对理想丈夫的看法。”[1]春草跟典型的打工妹的情况稍微不同，因为她到城市以前已经结了婚，但她第二次进入城市的时候相当于一位单身母亲。虽然春草没有寻找新的对象，但是城市里的生活仍然影响了她对自己的男人的态度和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春草一直很佩服何水远上过高中，但她遇到娄大哥以后就开始想，“要是当初何水远也考上大学进了城，会不会也变成娄大哥这样的男人？”[2]从这里可以看出，她可能希望跟一位比何水远更有文化、更能干的男人在一起。 除了反思她自己男人的地位以外，春草也开始更仔细地比较城里人与农民在生活质量上的差距。她在娄大哥的家里不停地感到惊奇，从水龙头到浴缸，从洗手间到厨房，她看到的东西都让她同时感到又自卑又有了新的动力。在一方面，春草看到这些现代设施以后就更坚定地要让自己成为城里人，这样她也可以享受这些现代设施，但在另一方面她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因为春草属于农村妇女，她认为城市里的人自然会看不起她。因此，她就追求娄大哥的赞美，得到他的表扬才会感到自在。娄大哥说，“哪个说城里女人个个都好看啊？我觉得她们俗气得很。你要是打扮起来，肯定比她们漂亮。春草被他这么一说，很开心。”[3]她敬重的娄大哥能够说她比城里的女人漂亮，没有她们俗气，就让春草觉得她的价值足以满足跟娄大哥的地位一样高的男人。 为什么春草得到这样的表扬就很开心？分析这个问题可以看出春草内化了传统社会对性别关系的观念。这种传统观念分配给男性和女性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首先，春草认为男人每时每刻都在想做爱的事情是自然的，而且男人也有权利要求女性提供这种服务。春草还觉得娄大哥“几年不沾女人，也不想”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说明他“有毛病”。[4]据春草所知，男人想要发生性行为的时候，女性就应该满足他，因为这属于“家务的一部分，她应该尽力的。”[5]春草并没有停下来思考女性为何要满足男人的要求，或者男人为何拥有提出这种要求的特权。这一点就显示出了她内化的传统观念。春草把性行为看成女人要承担的一部分家庭责任，但同时，她也用一种贞洁观作为衡量女性的道德标准。据社会学家的研究，很多女人“担心关于她们贞洁的恶意谣言，而很小心地避免导致闲话，否则会伤害她们的名誉或让父母受到羞辱。”[6]春草自己也嫌弃“那种随便胡来的女人”，但觉得她自己不属于这种角色。春草心甘情愿地跟娄大哥发生性行为，对何水远不忠，但她竟然不认为自己犯了什么错误。这显示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矛盾：春草在一方面持有很传统的看法，但在另一方面表示出很现代性的行为。 春草不觉得自己的想法有矛盾，因为她认为她与娄大哥之间发生的事情完全是商业性的交易，而跟爱情和不贞没有任何关系。她把自己的性看成财产，一种可以用来交换利益的东西。春草难以忍受欠了别人的感觉，所以她急于给娄大哥报酬。她惟一能想出来提供的报酬就是性。她想，“如果娄大哥有那样的想法，倒是成全了她，她就可以报答他了，就可以真的把他当成自己的依靠了。”[7]在这一方面，春草又表现了很传统的观念，因为她相信女性“除了身子她还能有什么呢？”[8]对一位贫穷的女人来说，除了身子以外，她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春草之所以持这种态度是因为她与男人之间的经历：从堂伯到阿明，从何水远到孙经理，又到娄大哥，春草在生活里遇到的这些男人都影响了她对男人和性关系的态度。她连性骚扰和真实的性所带来的愉悦都难以分别：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梦见一只手在抚摸她的身体。虽然这种感觉让她很快乐，但是她无法区别是谁的手。“娄大哥的？阿明的？阿远的？还是孙经理的？还是更久远以前……堂伯的？她弄不灵清。”[9]从这个场景不难看出春草生活里的各种事件对她的性观念有什么影响。堂伯的性骚扰似乎是春草的性启蒙，让她意识到了女性在两性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孙经理虽然一直都对春草很好，但是何水远仍然经常指责孙经理，说他肯定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春草好像被何水远说服了，她也开始怀疑男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想着占女人身子的便宜。阿明的行为也证明了这一点。阿明拒绝借钱给春草的时候，春草就认为阿明如此反应是因为“阿明想和她做那事她不肯，结果到了关键时刻他就不肯帮她”。堂伯的骚扰，丈夫的怀疑与阿明的拒绝让春草学到了女人的身体在男人眼中有其特殊的价值。春草得出的结论就是，“男人肯定都一样的”。[10]她吸取了教训，答应自己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了，所以在娄大哥家时，春草认为娄大哥肯定想要和她“做那事”。 春草与娄大哥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因为严格来说春草的地位比娄大哥的低多了。娄大哥有文化、有钱、也有男人的特权，所以是他应该占春草的便宜才对。但是在小说里，春草好像把两人的角色反转过来了，而企图勾引娄大哥。春草知道她的胸脯“是最能迷倒男人的，从十五岁起堂伯就让她明白了这一点。阿明不也说过吗？”[11]她再次想起堂伯的性骚扰，也想起阿明在她不同意的时候摸她的胸脯，但这些经历并没有让她感到无能为力，反而让她学会怎么利用自己的优势来追求自己的利益。 春草把她与娄大哥之间发生的性行为看成“一件大事”，这样做不仅为他们家的生意做出了贡献，而且也证明了自己的身价。这起事件让春草很有成就感，因为“像娄大哥这样的城里男人，上过大学的男人，也看得起她，说明她还是不一般呢。”[12]之后，她的自尊心好像的确变得更强大，因为她在故事中第一次骂何水远对她不好。春草从丈夫那儿受到了不少委屈，所以她终于为自己辩护令人对她刮目相看，即使她的行为可以说是不道德的，读者也会情不自禁地支持她对何水远的反抗。春草开始有了女性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来源于她在城市里当单身母亲打拼的过程。她之前依靠着丈夫，无法想象一个人进入城市，但这下她经历过了真正的艰难时期，而发现自己的能力足以让她谋生。 最终，春草跟娄大哥发生性行为是出于两方面的目的：为了照顾孩子她得把生意做得更好，她也想证明自己的价值。第一个目标属于传统社会给女性布置的任务。第二个目标也根源于传统的性别和阶级观念，因为春草从自己跟男人在性方面的关系上得出的结论都把女性的价值定义在她们的身体上。社会学的研究发现进入城市的妇女虽然选择更多，也有更大的自主权，但这些变化并不足以让她们从性别与阶级的双重枷锁下逃离出来。[13]但是春草冲着这两个目标情愿对何水远不忠，而且学会利用自己的性别来影响男人的行为，这表明她的女性主体意识正在萌芽。春草这个人物形象同时象征了很传统也比较现代的女性。事实上，很多农村妇女到了城市之后才在婚姻问题上开始坚持自己的理想，掌控自己的未来，在一定程度上将农村家庭中的父权重新分配了。[14]尽管春草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儒家思想对妇女在性别和阶级层面的禁锢，但是她已经朝着这个目标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1] Arianne M. Gaetano, Out to Work: Migration, Gender, and the Changing Lives of Rural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apter 6, “Migrant Working Wives and Mothers”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Continue reading →

在《春草》这部小说中，春草出嫁以后过了三年才第一次回家乡。从嫁给何水远那时起，她经历了一系列大起大落，从火灾、流产，到第一次进城市里做生意，再到得先进奖、自己开店等等。从家庭情况来看，春草与何水远好像取得了成功，不仅成了万元户，而且也怀上了孩子。这两种改变提高了他们的地位，春草“衣锦还乡”的时候就得意洋洋地在大家面前展示她的财富和好运。我们可以用春草与其他角色之间的互动来分析春草这个人物以及她的心理：她是否长大变得成熟了，改变了她从小所持的态度？在第十六章中，小说里出现了许多很久没出现的角色，他们再次跟春草相见的场景显示出来春草性格与态度在某些方面发生的变化，但同时，我们发现春草的世界观仍然是依然如故的，没办法脱离她与农村人物和生活的密切联系。 离开农村让春草在某些方面发生了积极的变化，阿明和春草爹跟春草打交道时都意识到了这些改变。首先，春草比以前开朗、自信多了。春草在阿明家的时侯，阿明观察到她“比原来开朗了，爱笑了。”[1]春草跟父亲谈她前两年经历的事情时，她的确开朗多了，跟以前“一天也难开一次口的她”没法比。春草爹感觉得春草这样有一点陌生，“但这种陌生令他喜欢，这说明春草不再是过去那个受气包了，是个自信的见过世面的女人了。”[2]社会学家的研究曾发现：“有偿工作使农村妇女从家庭里隐性的劳动者转变为城市里能被人看见的挣钱人。这给了妇女认识到自己价值和能力的机会，从而获得自信心。”[3] 其次，春草不仅更加自信，而且也开始更同情母亲了。春草在城市里忙着卖被面时经常“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春草就想起了母亲。母亲在家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是忙得嘞，连茅房都没工夫去！”[4]在这句话里，春草没有表示怨恨母亲的感情，反而开始了解母亲的生活跟自己的经历有多么相似。春草回到娘家以后，姆妈比较生硬地叫春草不要“挺着大肚子到处跑。”以前的春草可能会采取很有战斗性的语调来反驳母亲的话，她那时还“本想说，你怀我的时候不是还照样做生活的吗？但想想母亲是为她好，遂忍下了。”[5]春草终于学会怎么看透姆妈的坚硬外表，意识到母亲真心地关心她的身体，母亲最终的希望还是为春草好。在这一方面，春草克服了自己的偏见与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显示出来人格的成长。 虽然春草到了城市以后发生了一些性格上的积极变化，但是细看之下她还是持有农村社会给她的价值观，她跟姆妈和其他孟村人打交道的时候就表明了这一点。从小说一开始，春草姆妈就在春草的生活中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春草似乎每两句话就会提起姆妈对她的行为如何反应，春草虽然从小就放弃了取悦于母亲，但她还是对母亲的态度非常敏感。春草结婚的那一天，母亲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给春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有一天你跟[何水远]过不下去了，你可以回来找我，我会让你进门的。 ”[6]这让春草下定决心自己会靠自己的努力过得很好，不会回去请求母亲的帮助。三年以后，春草的态度似乎没有改变，她照样用这种近乎幼稚的方法来证明姆妈以前贬低她是错的。“她早想过了，他们一定要盖一个超过母亲的大瓦房，让母亲好好看看。她能想象出母亲撇嘴的样子。”[7]春草一想到母亲意识到女儿的成功而感到震惊，她就觉得有满足感。春草离开城市回农村的条件之一就是挣的钱足以使她“昂着头回娘家了，看看母亲还有什么话说？”[8]对春草来说，挣钱就是为了盖房子、养孩子，“不然怎么证明他们是挣到钱了的？”[9]因此，春草认为成功的目的不一定是让自己享受生活所提供的乐趣，而是为了更有面子。 春草的许多行为都是为了给别人看，不仅要证明姆妈的错，而且要在以前嘲笑过她的人面前摆样子。在春草出嫁之前，村里人曾经叫过她“石女”，因为春草不像一般的农村妇女，他们就嫌弃她。如今，春草找了一位“有文化”的丈夫，怀上了孩子，还比所有乡下人的眼界都开阔，这一系列成就好像给她提供了一种心理安慰。但春草的野心不止于此，她与阿明的重聚就显示出了一点。春草在街上偶然碰到阿明以后就到他两层高的瓦房里去做客，也认识了阿明的媳妇。春草立刻开始评价阿明的生活，找自己可以跟他比较的方面，比如说，春草回家之后就要求何水远把他们的房子修成三层高，存心要超过阿明的房子。春草也评价了阿明媳妇，起初觉得她既不漂亮又不丰满，但当春草意识到阿明媳妇读过高中时，她“忽然就泄了气。”[10]读书对春草来说是最可敬的成就，她想起自己是文盲就感到自卑，没有安全感。在比较阿明与媳妇的关系跟自己与何水远的关系时，春草也觉得有一点羡慕，因为阿明看上去很体贴，总是微笑地看着老婆。春草“马上想，我也有阿远啊，我们也很好啊”，但这句话似乎只是为了说服自己。[11] 在她怀疑自己的价值和生活中所做出的决定的时候，春草把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当成自我保护的工具。她所取得的胜利让她觉得不必再在乎曾经嫌弃她的人对她持什么态度。“她劝慰自己说，犯不着和母亲计较，反正我现在过得蛮好，我有钱，有老公，有孩子，我想要的都有了。”[12]最后一句话——“我想要的都有了”——本来应该表明春草的成就理所当然让人感到欣喜，但其实连春草自己都缺乏这种信心。她在坡顶上看村子时开始思考生活中所有偶然发生的事件。“要是自己当年嫁给阿明，就会和他一起到这面坡来做生活了，那样也蛮好吧？春草心里乱乱的，好像有很多事情撞来撞去，理不清楚。”[13]从这个场景不难看出，春草在重回孟村时开始更深刻地反思自己的现状，特别是关于她婚姻的情况。最终，春草还是缺乏一种安全感，她之所以继续跟别人比就是因为她觉得自己的身价不够高。 春草如此认为的一个原因是何水远对她的态度的消极改变，春草对何水远的不良习惯的反应也表明她内化了父权制度的思想，而没有反抗男尊女卑的观念。虽然春草和何水远是因自由恋爱而结婚的，生活条件艰难的时候两人之间还是会发生冲突。在电视剧里，他们卖丝绸被面的生意大起大落，有几回差点破产。当状况艰难时，何水远从来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总是责怪春草，骂她对自己最感到自卑的一方面：“你怎么不会举一反三呢你？怪不得你就上了三个月学。你真没文化你。”[14]何水远以前充分地尊敬春草的意见，但他在城市里越来越倾向于相信夫权主义的想法，认为男人应该做主。这体现出了两人之间关系的改变：何水远从崇拜春草到轻视，甚至于批评她。何水远也养成了一些不良习惯，喜欢喝酒、打牌、摆阔等等。这些行为引起春草的担心，但她仍然保持传统农村社会对婚姻与性别关系的观念，“和村里别的女人一样宽容甚至是纵容着自己的男人。”春草经常为何水远的行为找借口：“在春草看来，男人在外打打牌赌钱都是正常的。他们村里好些男人都这样。”[15]春草意识到男人有一种特权，但她从不质疑这个特权是否公平。从这一点看，春草还是很传统，似乎已经内化了夫权主义的思想。她依然没有超越本村给她灌输的许多传统观念和旧习俗。她认为自己最终的任务还是生养孩子、照顾老人，而不追求个人的梦想。社会学的研究也表明：“妇女新创造的‘自我’仍然反映了性别角色，与她们更好地充当贤妻良母和孝顺女儿的性别刻版化定型有着密切的关系。”[16]春草的故事象征了中国这一代女性所面临的难题。 综上所述，在分析春草的人物以及心理变化的过程中，我们能看出春草在性格上的积极改变，但她继续持有农村社会给她灌输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虽然春草觉得自己的眼界开阔了，但她仍然按照童年学会的价值观来衡量自己的生活。她之所以在大家面前摆样子就是因为她希望否认村里人曾经对她表示的非议。她追求的生活目标，婚姻、金钱和孩子等等，反映的都仍然是传统农村社会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从这一点来看，她并没有冲破农村社会给她思想上的禁锢。   [1] 裘山山，《春草》，第十六章。 [2] 裘山山，《春草》，第十六章。 [3] Nana Zhang, “Performing identities: Women in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Geoforum, Volume 54 (2014): 17-27. https://doi.org/10.1016/j.geoforum.2014.03.006. “Waged work transforms rural women from an invisible …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