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December 2023

中国社会对性行为的传统观念在现代文化中仍未完全消失。虽然中国青年对性的态度逐渐开放了，但这些传统观念还成为许多人找对象的一个顾虑。尤其是女性农民工，城市和农村对性与婚姻不同的想法常常发生冲突，这样也会影响到妇女跟家人的关系。在《春草》这部小说中，性行为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春草在村里和城里的性经历很细腻地描述了那个时代的一些女性农民工对性的复杂观点。这些观点不仅影响了女性的爱情生活，而且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具有重要性。 春草的性意识是怎么发展的呢？青少年时期，春草似乎没有跟其他村里的青年一样调情，而是“躲在一边，不和他们打堆”（58）。对我而言，春草的行为反映出她那个时候对婚姻的想法：因为她的梦想是离开家，通过努力来创造自己的家园，所以绝对不敢跟村里男人在一起。换句话说，春草在这个时期中早就把婚恋视为是改变生活的工具，而不是本身具有价值的生活的一部份。后来，因为春草坚决地拒绝村里所有向她提亲的男人，而且到了二十岁都没结婚，所以有不少人散布流言，说春草是“石女”。这种流言迅速地使春草在村里的社会地位下降了。从这个现象春草可能会发现性不仅是为了生育孩子，而且是女性的社会地位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春草第一次的性经历其实不是她自愿经历的。只有十五岁的春草到堂伯家帮忙带孩子的时候，被堂伯欺负了几次。春草那个时候不太懂堂伯的行为，那个“连儿媳妇都有”的爷爷为什么要欺负她，她“实在是想不明白”（49）。然而，春草还是明白“她不能再在这个家里待下去了”。春草的这个想法说明她早已知道女性需要保护自己的贞洁，要说这个意识是从哪里学到的也不清楚，好像是社会观念中不言而喻的一个规则。不过，春草还是不敢跟堂婶直接地说出这件事情，而且她回家后还是缄口不言，连父母她也没告诉真情。笔者认为，春草不敢透露她被堂伯欺负这件事很值得讨论。姆妈一旦发现发生过这类的事情，她不会马上就为女儿打抱不平吗？有可能春草不想跟姆妈说出这件事仅仅是因为她“犟头倔脑”的个性，母亲没问她就不敢说。然而，我认为春草的决定与社会对女子的贞洁观有关：要是让别人知道她被欺负这件事，以后说不定其他男人会因怀疑她不是处女而不想向她提亲呢？春草在这时的行为说明了那个时代的农村女性一般如何反对传统社会对性行为的标准和规则。 春草成年之后，仍然不重视性，似乎觉得性行为不过是浪费时间的活动。春草和丈夫何水远一起在城市里打工的时候，作者描写了很多春草拒绝丈夫的挑逗的场景。虽然春草好像真的爱上了何水远，但她还是不敢把注意力转移到这种“娱乐”。从这一点来看，春草已经算是“现代女性”，她把工作放在前面，性则留在后面。后来有一次春草正在给孩子喂奶的时候，阿明突然来拜访她了，他想与春草发生关系。春草心里很想同意，但她为了保护自己的婚姻而最终拒绝；她又一次不敢因为享受乐趣而影响自己的未来。然而，在夫妻俩遇到倒霉事的时候，春草为了报答讨债者而求助于阿明，没想到他竟然没答应。此后春草在心里感到后悔，认为阿明之所以不敢帮她是因为春草以前拒绝他那件事。也就是说，春草感到后悔不是因为觉得她失去了跟阿明恋爱的机会，而是因为没有满足他的性要求而在日后失去了阿明的经济资助。 春草把性视为是改善经济情况的工具这一行为在小说中还有其他的例子。比如说，春草认识娄大哥的时候，把她倒霉的故事全部说出来，但“唯一没有告诉男人的，就是老公目前已经找到了，也在海州。她说不清是为什么，直觉告诉她还是先不说为好”（217）。一开始的时候，春草自己好像也不是故意地省略这个细节的，不过她的行为在自己的经验里大概有缘故。后来当春草给丈夫解释这件事时，她说是因为“我是想，我们孤儿寡母的，他才会愿意帮助”（219）。然而，我认为春草没说出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娄大哥大概看上她了。说不定春草也真的没想到这一点，就是心理上已经发现了性魅力的用处。后来春草很直接地用身体来“报答”娄大哥，然后她第一个反应是“她很有成就感”（243），而不是感到任何性快感。春草对性非常实际的想法在另外一句话中也很清楚地显示出来：“她跟娄大哥那样‘做’也是为了这个家，那是他们创业的一部分”（244-245）。春草把身体作为工具，甚至于把性视为是创业的一部分。她的身体，几乎没有一部分她不敢牺牲；只要能让她和家人生存，什么都可以忍受。 然而，我也认为春草这样自言自语有可能是给自己找借口。以前阿明追求她的时候，春草曾想“这让春草得到一种阿远那里不一样的满足”(185)。说不定春草之所以不想跟丈夫做爱并不是因为她很重视工作，而是因为真的没被丈夫吸引。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春草的行为，有可能她不是真的把身体作为工具，而是要享受更吸引她的男人。比方说，娄大哥的条件符合春草原来对男人的向往，而且他一直很善良地对待春草。春草跟这样的男人发生性关系不是能够满足自己的欲望吗？然而，春草的婚外情，无论在事实上到底是为了家庭还是为了自己，春草自己认为是前者。总的来说，春草的性意识的发展很复杂，不能简单地解释。春草这么复杂的性观点和性行为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中国女性农民工在不同的压力下是怎么看待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的。虽然用春草的观点来一概而论一般老百姓的想法不太可行，但类似春草的具有复杂的性意识的女性农民工在真实生活中一定存在。

所有国家都存在地域歧视的现象。无论是像澳洲这种地广人稀的国家还是像台湾这种人烟稠密的地方，人们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出现对于一些地域的偏见。然而，中国广阔的土地还有它在共产党领导下所经历的历史过程把地域歧视的问题变得更严重了。尤其是现在对来自河南省的移民的刻板印象还有最近在疫情时期对于湖北人的歧视，都凸显出中国的地域歧视问题。为了强调中国地域歧视的特殊性，本文还会介绍据笔者所了解的在美国的地域歧视，然后把这两个国家的问题作一比较。 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都出生在美国南方，我也出生在美国南方，而且是在阿拉巴马州莫比尔市，阿拉巴马最南方的城市之一，这个地方属于美国的“深南部”。上学的时候，差不多一半的同学和老师都有典型的“南方口音”，而我外婆、母亲、和兄弟也有一点口音。然而，我自己从来没有这种口音，也不知道为何如此。有可能是跟自己小时每天看书有关，或者是因为喜欢读字典，也有可能是自己故意地追求老师的夸奖。 无论如何，美国人对南方人有很多刻板印象。主要的刻板印象是南方人都愚昧落后、不聪明而懒惰。因此，在南部之外，很多人一听到南方口音，就会笑，甚至于马上开始试图模仿那个人的口音，说什么笑话。举个例子，笔者的哥哥在进入海军的过程中，在战斗营时很多人笑他的口音。实际上，之前我以为哥哥的口音没那么明显，而北方人大概听不出来他来自南方。其实不然。这个口音也会影响到工作机会：虽然只是说话的声音而已，但面试的时候，要是老板认为那个口音是愚笨之人的口音，这种因素未尝不会影响老板的决定。除了外地人对南方人的偏见，南方人自身也对他们的口音经常有类似的刻板印象：就是那个人不聪明。因此，越来越多的南方人故意地通过训练把自己的口音改掉了。笔者认为这样的现象很令人惋惜；甚至于偶尔对于自己没有培养那种口音而感到后悔，现在已无法再学到。我认为，保持口音或方言等于是保存文化的一部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改掉口音，文化也随之消失了。 除了地域歧视的形式以外，笔者也要分析这种歧视的来源。一般来说，刻板印象都把一件真实的事情进行夸张，变成对于所有那种人的偏见。举例来说，根据调查显示，美国南方的教育总体来说真的比北方差得多，南方也比较贫穷。然而，美国南方很多城市的平均教育水平和平均收入都很高；北部、西部很多地方则很贫穷，平均教育水平较低。因此，使用这种狭窄的角度来看整个人口不但不正确，而且会伤害那里的人的生活。 那么，美国的地域歧视跟中国的地域歧视有何不同？首先，中国的地域刻板印象不仅有“农民不聪明”这个想法，还有“河南人都是骗子”这个观念。根据本周材料的一则新闻报道，2019年在杭州一位河南女士在申请工作时，因她的出生地点而被拒绝，结果是这位女士控告那个公司对她有地域歧视。根据另一则新闻，许多中国媒体也会借用这样的偏见来吸引读者，比如说在题目里把“河南”跟“诈骗”放在一起，如此做法不过是在大家的观念中加强“河南人”和“诈骗”之间的关系。 《春草》这部小说也给读者描述了中国市民对农民工的地域歧视。在这部小说中，春草和何水远头一次到城市做买卖，路边的人向他们“侧目而视”（126），一看就知道他们不是本地人。后来春草开始在红光商场经营被面生意的时候，其他售货员都笑春草的口音和性格，一点也不相信春草可能会有什么能力。当她们看得出来春草的热情和能干带来的好处以后，还是看不起春草。 中国的地域歧视还有另外一个特殊之处：就是户口系统。出身于“农民”户口的人不能随便换成城市户口。很多“农民”已经在城市里打工好几年，也无法得到城市户口。换句话说，有“农民”户口的人，无论行业跟农业有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也属于“农民”这个身份。因为户口系统，农民毫无办法享受市民的就业和教育机会。因此，从五十年代起，城乡社会和经济差距越来越大了。实际上，中国人对河南人的偏见与美国人对南方人的偏见还有很多相同点。这些地域的经济条件和教育水平都不如国家其他地方。即使这些较贫困地域的人出去就业或学习，因为偏见的影响也难以成功；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本文开始时举的例子说明地域歧视不只是对于没受过教育的人的歧视，或是对穷人的歧视，而且也是对于那些来自“落后”地区的人的歧视。也就是说，消除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不但需要有更平衡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而且要积极地改变社会观念。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规范化的教育制度。中国和美国都有规范化教育，这个教育系统也包括国语的规范化。既然政府把一种方言称为正确的“国语”，而把所有其他的方言看成是“错误”的，难怪大家认为具有其他口音的人愚昧无知。对我而言，尽管规范化能加强远远地方之间的交流和生意，但教育也应该保存当地文化、方言和口音。 总的来说，中国和美国都应该寻找解决地域歧视问题的方法。不过，不一定能把这两个国家的很不一样的问题当成一回事。有些批评人士会说，美国人对南方人的“歧视”算不上真的歧视，只是些笑话而已。然而，这些笑话还是会影响到大家对这群人的看法。这跟种族歧视、同性恋恐惧症等没什么不同：如果大家对一群人大部分的了解都来自于这种笑话，那这群人在大家的观念里也就会被视为是笑话罢了，而不是活生生的人。笔者认为，地域歧视与其他种歧视的来源完全一样：都是缺乏知识的结果。为了解决歧视问题，必定要加强对于不同人群的教育，也要培养大家对其他文化、口音、方言和习俗的尊重。

春草总是忙于工作不知停歇，却有一个不变的特殊的爱好——在乡下，她跑到山上的树林里，在城里，她带着孩子去夜晚的海边，对着山、对着海讲话。她每次总是独来独往，即使是何水远也不能加入。我们在之前的讨论中认为春草缺乏对自我内心的感知，麻木地献身于工作和家庭，但如此的独处时光也许是为数不多的反例。 春草看海更是小说中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桥段。书中，春草意识到了自己对于姆妈的复杂的爱，对着大海喊道“我爱姆妈”，然后取了钱为姆妈治病。春草与姆妈的关系是中国式的家庭关系的缩影，父母对子女的威权、子女对父母的义务在其中体现得极为鲜明。春草对母亲的爱无比复杂乃至扭曲，更是值得探讨的议题。于是，我在扩写的段落中尝试表现出春草的心理活动，阐释春草为母亲治病的决定。 同时，这也是极好的描写的练习，于是我决定以此为题。 ………… 春草想了想，一把抱起万万，又牵上元元的手说：“走，姆妈带你们去个好地方耍耍。”元元对城里的生活已经见怪不怪了，而万万的到来又让她有所不满，于是表现出一副不感兴趣的样子。但元元也懂事，看到弟弟的到来让母亲如此快乐，甚至破天荒地要带着他们在夜里出门，也就跟着去了。 一路上，万万已然没有坐火车时的紧张，对路边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看到墙上的横幅、广告牌，他都要好奇地问春草，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春草回答不上来，只好用从何水远和娄大哥那儿听来的词汇，乱说一气。罢了又说：“你以后要在城里边读书！”元元知道母亲不识字，但也识相地没有戳穿。 春草连拖带拽的，把两个孩子带到了海边。站在了沙滩上，听着海水的哗哗声，两个孩子都安静了下来。城市里红红绿绿的灯光已经被广阔的黑暗取代，好像在乡下的时候，吃过晚饭，屋外很快就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海浪翻滚着冲上沙滩，化成白色的泡沫，又被卷进下一波浪底。低沉的水声仿佛如大海一般广阔，盖过了一切其他的声音，用一种崇高的宁静笼罩了这夜幕下的世界。有一瞬间，春草竟忘了她身处他乡，忘了她的炒货生意，忘了她需要给姆妈准备的手术费。她忘记了孩子们上学需要一大笔学费，两个孩子在她的身边，踩在松软的沙滩上，让她感到从未有过的安心和舒坦。 多云的晚上，星星都不见了，藏在了深远的夜空里。初升的月亮把背后的天空照成了青色，缕缕云烟飘过，又变成了冷灰色。月光洒在海面上，由远及近，连成了一条直到天边的小径，随着海水的跳跃而荡漾。 二月的海风，还是湿冷湿冷的，夹杂着咸涩的气味，微微吹起春草的长发。春草把手掌并拢，哈了一口气，白白的水汽顺着她的指尖向上蒸腾。她把脸埋进手掌心，面颊潮湿而温热。两个孩子也学着她的样子，伸出小手，哈出一团小小的雾气。这个夜晚让春草想起了无数个也是吹着风的，也是宁静的，在村后山坡上的午后。波光粼粼的海面如树影婆娑，海水冲刷、翻腾的声音好似风吹过树冠的沙沙声。站在山上远望脚下，绿油油的稻田有几只老牛。太阳、蓝天仿佛一张幕布，浮着几笔轻盈的云……虫子在叫，白天是蝉，晚上是蝈蝈……忽然有人走过来……是阿明吗？天黑了…… 春草一时间有些恍惚，好像下午她还站在山坡的草地上，晚上她就来到了这片陌生的海滩，成了三十二岁的妇人了。那些挤火车、卖被面、搬炒货的日子，在她看来是多么的充实，现在她却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春草以为，活儿总是做不完，日子也总是过不完，忙碌了一天之后又是新的一天。在不经意之间，时间却悄悄地溜走了。这中间，阿明俊俏的脸变得瘦黄了，厂子也倒了；大哥春阳去了西藏，两年没有回来了；春风受了重伤，像个小老头似的木讷而冷漠；阿爸也老了很多；春草自己也多了许多不能说的心事，包括和娄大哥……但何水远还是那样，脑子像抹了油一样灵活，遇到高兴的事情就四个字四个字地说话，让春草感到几分欣慰。 就连春草姆妈，那个总是气势汹汹、不依不饶的女人，竟也变得顺从而沉默了。春草不禁觉得她有些可怜。她又讨厌这个想法，她不同情姆妈，也不愿同情姆妈。她根本没有把春草当作自己的孩子。看着趴在地上玩着沙子的元元，春草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姆妈曾如此地憎恨自己。 为什么生活不能一切如旧？春草多希望永远停留在那个偶遇阿明的下午。姆妈最好永远是那样凶恶，这样春草对她的恨也可以更纯粹、更果断一些，而不是像现在这般蔫蔫的，让春草觉得自己是个恶人，必须忸怩地同情她。春草想了想，又觉得这个想法有些好笑。 元元已经脱了鞋子，用小脚丫踢着海滩上的细沙，扬到半空中。春草拉起元元，拉上万万，三个人在海滩上手拉手地走着，深一步浅一步。他们的影子长长的，好像踩了高跷，在白色的月光中，像是聚光灯下的杂技演员。元元快乐极了，撒开春草的手就往前跑了去，万万则胆怯地跟在春草的身旁。 这让春草不禁有些心疼。姆妈至少是对元元好的，她想，姆妈所有亏欠她的，都给了元元。春草顿时下定决心，要给母亲治病。

写在前面 春草坐火车是一个值得品味的桥段。我时常想，如果我们以一个还原的视角去看世界，比如说电脑，一个方方正正的盒子，插在墙壁上，就能变幻出五彩的图案，这难道不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吗？如今，如果我们坐上火车，只会觉得是它是从一地到另一地的交通工具，是一段无聊的旅程，但当火车不再是“火车”，而是盘踞在大地上的钢铁巨龙，沿着两根直到天边的钢轨狂奔，这难道不是震撼的奇观吗？恰巧，借用作者在小说中使用的内聚焦的手法和基于春草的叙事视角，我们可以把春草的这一段火车旅程以这样的方式呈现。 火车 春草提着大大小小的油布袋子，从公共汽车里爬了出来，紧接着何水远也下了车。所谓的火车站就是两层水泥小楼，上面刷成了淡淡的粉红色，和下面一层的水泥灰相比显得有些突兀，玻璃窗灰绿灰绿的，看不清里面是什么，外面挂着一条横幅：“遵章守纪防事故，查纠隐患保安康”。何水远拿了钱，在窗口买了两张站票。所谓的站台就是站台门口的又高又长的水泥墩子。何水远走到站台的边缘，探头张望着两根胳膊粗的铁轨，春草不敢凑近看，好像那站台下面就是悬崖。站台上有稀稀落落的几个乘客，一声不吭地站着，比身旁的行李还要安静。 不一会儿，春草听见了火车的声音。起先只是低沉的震动，然后一声汽笛的长鸣把春草吓了一跳。火车越来越近了，像是一条看不到尾巴的钢铁巨龙，吐着白色的烟，由远及近，一节一节地驶过站台，车轮尖叫着，车上的人们吵闹着，从半掩着的窗户里探出头来，一时间盖过了火车的隆隆声。终于，火车停了下来，何水远一手拽着油布袋子，一手拖着春草，在车门口乘客的咒骂声中挤进了车厢。何水远把春草和行李留在门口，想挤进去找一个落脚的位置，可当他刚走出几步，人头就把他的身影挡住了，春草害怕地差点叫出声来，可是旁边这么多人，她还是忍住了。等火车开动了一会儿，何水远挤了回来，春草才放松了一些。 车厢里弥漫着一股说不清的气味，夹杂了人的脚臭汗臭狐臭、火车潮湿的铁锈味和霉味、和墙角污渍的以及陈年累积的饭菜的发酵味，浑浊闷热得让春草的脸上也冒出了湿乎乎粘腻腻的汗水。但窗外吹进来的风是春天的味道，有花蜜的香味，有青草的汁水味。春草和何水远站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总算有了一些活动的空间，但是火车每一次上下起伏，春草脚下的地板就高高低低地晃动着，发出咣当咣当的有节奏的声响。头顶的两个大铁壳子蠕动着摩擦着，发出刺耳的尖叫。春草不由得贴在了何水远的身上，拽着他的衣角。 转眼间，火车已经开出去了好远，春草透过发黄的玻璃窗，看见远处的一条大河。就算是长在江南，她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河。这里面得有多少鱼呀，她想。列车没有要停的意思，车头“呜——”地叫了一声，继续向前驶去。随着一阵车轮的撞击声和脚下的震动，春草惊奇地发现自己竟置身于大河之上，下面宽阔的水流徐徐流过，一座巨大的钢铁桥把火车托在半空，回头看去，有一截车尾巴还在岸上，而车头已经快到了河的中央。春草感觉浑身发软，平时以她的身板，上山下田都不在话下，可在这样巨大的力量面前也觉得渺小。她紧盯着窗外，数着桥上一排排铆钉，只期盼着火车赶紧到达对岸，她才好松一口气。 紧张着紧张着，春草就困了，于是半躺在行李上。袋子里装的是新进的被面，软乎乎的，还挺舒服的，就是脑袋靠在车厢上，震得嗡嗡的。等春草一觉醒来睁开眼睛，只见面前两条粗壮的腿，把她吓了一跳。环顾四周，原来火车已经过了几站，新的乘客上了车。中午上的车，现在已是傍晚。面前的大哥穿着一条沾了各色油漆的工装裤，和一双散发着橡胶味的橡胶靴子。旁边有几个人看来是他的同伴，已经在地上铺上了塑料纸坐了下来，他们的脸和姆妈一样，黑得发红、发亮，沉默地静坐着，像一尊尊铜像。旁边的座位上有一个抱着婴儿的女人，婴儿觉得不舒服就开始哭闹，然后像是被呛到了，忽地停了一下，然后哭得更响了。 有的乘客在交谈着，春草听不清也听不懂他们在讲些什么，于是她便知道，她已经离开家很远了。曾经她想要嫁得越远越好，现在也紧张起来，好在何水远还在春草的身边打着呼噜，平时屋里响亮的声音，在火车的隆隆声中显得柔和了许多，反倒让春草感到熟悉而安心。窗外，一望无际的平原农田渐渐变成了树林，火车在林中穿行，伸出来的枝丫偶尔劈里啪啦地划过玻璃窗。春草想着，何水远是高中生呢。走到哪儿，有他就够了。她还记得第一次和他在公共汽车上相遇，那个男人成了他的丈夫，如今他们一同在奔驰的火车上。她又开始憧憬未来的旅途了，接着又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她是被何水远摇醒的。紧接着，车厢里面就开始骚动起来，春草被挤得快站不稳了。终于到站了，车厢里的人像潮水一般裹挟着春草，把她和何水远送到了月台上。何水远睡了一宿安稳觉，精神很足，便拎起了大包小包，春草跟在后面，看不见他的人头，只好紧抓着那几只油布袋子，跟着它们一路出了火车站。 车站的正门口是一片广场，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一阵冷风吹在脸上，夹杂着烧焦的煤渣的味道。春草一个个打量着路过的人，直到眼花了数不过来了。于是她明白了为什么城里人走路都是低着头，直勾勾地盯着脚下的。她抬头望了望天，却看见了两块巨幅广告牌悬在头顶，上面写着她看不懂的大字，画着一些汽车、轮胎和木头椅子的图案，比她见过的小洋楼还要高。春草紧张却又有几分兴奋，这么多顾客，他们的被面一定很快就能卖掉。如果不是旅途的劳累和何水远的催促，她恨不得直接在车站门口摆起摊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迅速，成为了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裘山山的小说《春草》正是以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年代作为背景，以一位农村女性的一生作为线索，反映了那个时代底层人民所面对的社会问题。在本周的阅读中，春草为了万万和元元能够按时入读小学，起早贪黑地做起了家政服务，又有林校长相助，最终如愿以偿地将孩子们送进了学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蔡大姐、曹主任、林校长家的孩子。他们没有经济压力与户口问题，接受较好的教育，让春草心生羡慕。 小说中有一个情节，林校长替春草免除了外地儿童入学的额外费用，让春草不胜感激。所谓“本地”与“外地”指的正是中国独特的户籍制度下人员的户籍地。截至2010年，全国流动儿童总数达3581万，加上滞留农村的6102万留守儿童，农民工子女已占全国儿童总数的三分之一。我从小接受中国的公立教育，小说中反映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接受教育的困难，让我联想到了许多身边的，或是道听途说的例子。我将结合我的亲身见闻以及多种渠道的资料，尝试讨论在中国的户籍政策下，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困境。 随着当今中国社会老龄化愈发严重，经济增速放缓，依靠人口红利的时代已经悄然过去。印度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依靠更低的人力成本，成为了更有潜力的新兴经济体。可以说，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成功，离不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他们在我们的口中有一个独特的名字——“农民工”。无论是“中国制造”还是“中国基建”，中国引以为傲的发展成果大多离不开这一群来自广袤的农村，背井离乡来到城市的劳动者。 2019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上海有42%的常住人口为外地户籍。然而，由于户籍制度，他们在居住地无法享受与本地人相同的社会福利，包括医疗、教育等方方面面。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解释道，目前，国家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主要原则是以流入地解决为主，即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地方政府负担。如果生源跨省，流入地政府在财政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就会提高门槛。京华时报2014年的报道指出，流动儿童教育机会政策甚至出现了倒退趋势，公立学校核准流动儿童入学资格严格审核五证，缺一不可，这凸显了中国户籍制度改革进程中大城市仍强力拒绝外来人口长期居住的倾向。因此许多家庭选择将孩子留在老家上学，成为了留守儿童。小学时接送我上下学的钟点工阿姨，她的儿子便留在了老家，由家里的老人抚养。她时常担心老人对于孩子过于溺爱，也担心老人的身体条件无法使他们精心于孩子的教育。在我升入初中后，她便回到老家，接受了一份收入较低但能陪伴在孩子身边的工作。 另一部分无法入读公立学校的民工子女转向了专门面向此群体的民办简易学校，但其办学资质与合法性难以保障。根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报告，以北京市为例，9.5万名儿童就读打工者创办的130所简易学校。其中，67所打工子弟学校持有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办学许可证，其余无证的63所学校随时可能被取缔。 除了受教育的权利，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所受教育的质量距离平均水平也有较大差距。在过去的十余年间，上海本地户口的新生儿数量逐年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已经放宽了外地户籍儿童入学条件。然而，优秀的学校竞争极为激烈，除了户籍之外，学区房也成为了优质教育的必需品。农民工负担不起大城市高昂的买房成本，只能将孩子送到人们口中所谓的“菜场小学”。“菜小”普遍师资匮乏，教学方式和教学条件落后。再加上“菜小“生源多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父母工作繁忙，生活艰辛，难免有疏于管教、惹是生非之流，对学校风气、学校形象形成了负面的影响，进一步降低了学校吸引优秀师资的竞争力。《文化纵横》杂志记者李淼对打工子弟学校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发现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学实践充满随意性，表现为缺乏统一明确的教学进度安排、知识点教学点到为止、授课方式单调枯燥、课堂纪律涣散、考试作弊现象严重。 尽管外地户籍儿童在上海的入学条件有所放宽，他们依然无法参加上海本地的中考（高中入学考试）。我上初中时，班级里有几位外地的同学，由于父母工作的原因随之迁入上海，借读在我们学校。初三时，他们必须回到户口所在地参加中考、升入高中。由于考试大纲的不同，他们必须进行额外的准备。家庭富裕的学生拥有许多课外辅导的资源，但对于低收入的农民工家庭来说，这成为了制约孩子升入高中的重要因素。 对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由于学生来自五湖四海，教学难以面面俱到，便更加随意散漫。学生的考试成绩难以横向比较，学校无法以升学成果作为考察教学质量的基准，导致教师普遍忽视流动儿童的学业成绩提升和心理发展。更为严峻的是，上海的中考是重要的分水岭，只有约50%的学生能够升入普通高中，剩余则分流进入职业教育学校。因此，即便打工子弟家庭获得了本地户口或居住证，他们也很难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平等的教育资源是维护社会流动性的重要因素，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在教育上的不公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他们的发展前景。学龄农民工子女与其他社会底层群体一样，大多承受着三种教育结果：辍学、就读职业学校和从事底层工作。1995年起实施的《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曾罗列了约200种可聘用外地人员的职业，全部是重体力、非技术类工作。虽然该政策已经在2005年被废止，但其背后所反映的经济学规律依然不可撼动。低学历和家庭的经济压力常常导致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成为城市中最廉价的劳动力，从事可替代性强、低收入、不稳定的工作。此外，职业学校“吃回扣”的现象普遍，即便是习得一技之长，也难以在劳动力市场中争取到应有的权益。 在小说中，春草为了万万和元元的教育倾尽所有，其中有反映现实的一部分，也有理想化的一部分——绝大多数的外来务工人员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以投入子女的教育，对于子女的期望不高。随着经济增速放缓，高端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青年失业率急剧攀升，“读书无用”的思想在底层百姓中越来越普遍，农民工子弟的受教育形势正在成为愈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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